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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視野下的黃麻起義

2018年10月08日 16:23:01
來源: 《蘇區研究》 作者: 金沖及

  提要:1927年11月的湖北黃麻起義,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寫下重要的一頁。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紅四方面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都以這里為起點。為什么當時許多地方的起義失敗或者根本沒有發動起來,而沒有任何正規軍隊參加的黃麻起義能夠在十分困難條件下取得成功?文章從全局的視角,對黃麻起義前后當地各種社會力量及各方面復雜因素進行具體考察,對起義過程中經歷的成功、失敗原因以及領導人的構成與特點等進行比較和分析,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解析。

  關鍵詞:黃麻起義;內外因素;成功原因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8.05.003

  作者簡介:金沖及,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100000)

  1927年11月的湖北黃麻起義,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寫下重要的一頁。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紅四方面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都以這里為起點。黃麻其實是黃安縣(現名紅安)、麻城縣的合稱,兩個縣都是有名的將軍縣。【新中國初期實行軍銜制時,以籍貫論,將軍人數最多的縣分別是湖北省黃安縣、江西省興國縣,同黃安毗鄰的湖北省麻城縣也不少。拿黃安、麻城來說:大將中,有麻城的王樹聲。上將中,黃安有6人,包括陳錫聯、韓先楚、王建安、郭天民、周純全、謝富治;麻城有3人,包括陳再道、許世友(他出生和參加革命活動都在麻城乘馬崗區,以后這個區被改劃入河南省。參見許世友:《我在紅軍十年》,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頁)、王宏坤;興國有2人。中將中,黃安有12人,包括秦基偉、王近山、詹才芳、胡奇才、李天煥等;麻城有5人,包括張才千、王必成、周希漢、李成芳等;興國有5人。少將中,黃安有44人,麻城有18人,興國有47人(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第1、2、3集,解放軍出版社1986、1987年版)。這些地區的有些村甚至被稱為“將軍村”。當時已不從事軍事工作的李先念(黃安籍)等,按規定沒有被授予軍銜,未計算在內。】

  “黃麻起義最大的特點,是沒有任何正規軍隊參加,參加者都是農民,叫做‘揭竿而起’。”【戴季英:《黃麻起義前后》,《艱苦的歷程》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頁。】當然,還有一些青年學生中的共產黨員。為什么沒有任何正規軍隊參加的黃麻起義在十分困難條件下能夠取得成功、以后培養出如此眾多高級將領,逐步創造出在黨的歷史上作出重大貢獻的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直接的回答是:這里的貧苦農民長期受盡地主豪紳和官府極端殘酷的壓迫、凌辱和榨取,又受到過大革命風暴的洗禮,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逐步組織起來,有著很強的抗爭傳統和戰斗力。這樣的回答自然是正確的,抓住了問題的本質。

  但是,人們還可以問:當時在各省有類似情況的地方不少,為什么許多地方的起義失敗了或者根本沒有發動起來,而黃麻起義能夠和其他幾個重要革命根據地一起,取得成功,在歷史上寫下如此光輝的一頁?這就需要從全局的視角,對黃麻起義前后當地各種社會力量及各方面因素進行具體考察,對這個過程中經歷的成功、失敗及其原因進行比較和分析。本文力圖就此作一嘗試。

  一、湖北秋收起義最初的挫折

  黃麻起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1927年秋收起義的組成部分。

  中國共產黨這時正處在生死存亡的決定關頭:由于武漢政府繼南京政府之后公開反共,大革命時期建立的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國內的政治局勢陡然逆轉。有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在這類突然事變面前被嚴重摧毀,或者被消滅,有的在許多年內翻不過身來。中國社會上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失敗,似乎局勢已難挽回。

  中國共產黨人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下沒有動搖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是更加奮不顧身地起來戰斗。8月1日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7日,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也就是通常說的“八七會議”,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這一系列決定和行動使許多革命者在遭受突然打擊后的一時迷茫中看清了繼續前進的方向,燃燒起新的希望,繼續奮斗。

  但是,要實現這樣的轉變,實在極不容易。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剛成立了六年的黨,領導人大多十分年輕。大革命時期,黨主要的工作是發動和領導工農群眾運動。由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影響,嚴重忽視軍隊和政權的極端重要性。工農群眾運動和工會農會的組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北伐軍向湘、鄂、贛等省迅猛推進并在初期對工農運動表示支持的鼓舞下,在短時間內很快發展起來的。一旦國民黨控制的軍隊和政權突然翻過臉來、殘酷鎮壓工農運動時,許多工會、農民協會和自衛隊組織很快就陷于渙散和停止活動。這是許多黨組織原來沒有預料到的。黨內出于對敵人和背叛者的仇恨而不分析敵我力量懸殊、一味蠻干的“左”傾盲動主義活動,更使原來保存下來的一點力量又慘遭嚴重損失。這種狀況相當普遍地發生。

  中共中央在9月15日的政治報告中寫道:“八七黨的緊急會議的政策即是暴動政策。此政策決定后我們的工作可分三部分:一、賀葉南昌起義及廣東的農民暴動;二、湖南的農民暴動;三、湖北的農民暴動。在客觀上革命的潮流是否仍在高漲呢?我們可以很肯定的回答,是在高漲的,工農是要求暴動的。”【《中共中央政治報告》(1927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7-193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頁。】

  我們先看湖北秋收暴動的最初部署。

  湖北秋收暴動的任務,一開始的打算是全省性的總暴動。湖北省委最初制訂的計劃寫道:“武漢工人已經舉行總同盟罷工反對反動的武漢政府,葉挺、賀龍兩部又在南昌獨立,宣布實行土地革命,武漢政府的政權已經動搖了,在這革命短兵相接的時候,為響應武漢工人罷工,擁護南昌葉賀獨立及促進土地革命加速度的發展,我們黨應立即領導農民起來,殺戮土豪劣紳,打倒土豪劣紳復起的兇焰,引起鄉村間極大的騷動,抗稅抗捐以動搖武漢的政治,使其不能出兵江西及其他省分壓迫革命,并進一步武裝農民,抗租抗糧,實行全省大暴動,沒收大中地主豪紳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對小地主實行減租),準備推翻武漢的統治,徹底消滅封建勢力而建設農民協會的政權。”【《湖北省委關于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1927年10月),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83年內部印行,第124、125頁。】省委把全省分為九個工作區域,各區設立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作為集中指揮的機關。

  但從當時的客觀情況來看,這是根本無法實行的。羅亦農在8月23日就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他說:“第一階段是開始工作的時候,可說毫無頭緒。”【《羅亦農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頁。】所以從省委的實際工作來說,重點一是在鄂北,一是在鄂南。至于黃麻地區的工作,最初并沒有提到湖北省委的工作日程上來。羅亦農在向中共中央常委報告工作時甚至說:“鄂東現在無辦法。”【《羅亦農文集》,第293頁。】即使鄂東區的暴動區域中也沒有提到黃安和麻城。

  為什么湖北省委首先選擇以襄樊為中心的鄂北地區?重要原因是當時看重現成的正規軍力量。共產黨員張兆豐是老同盟會員,陜西陸軍講武堂畢業,先后在陜西靖國軍、馮玉祥的國民軍方振武部任職,1926年任國民軍第五軍第三師師長,駐防鄂北的襄陽、樊城。中共鄂北特委陸沉在致中共中央信中寫道:“八七會議時,中央通知我去鄂北,參加特委會,作鄂北秋收暴動工作(實際上中央那時和我接談時,關于農民秋收暴動之事少,最多的是對兆豐部分之軍事問題)。”【《中共鄂北特委陸沉致中央信》(1927年12月13日),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特委文件·二)》,1985年內部印行,第119頁。】可見中共中央是希望張兆豐能利用他的師長職位,在襄陽、樊城率部起義。但是張兆豐由于歷史關系沒有能實際控制這個師。鄂北特委廖劃平給中央報告:“到了不久,就聽說南昌已于8月1日號召暴動,同時,方振武已將張同志師長一職取消。其時我們曾談及將所屬部隊脫離方軍,向東扯走,但以張同志部下干部——排、連長,十分八、九皆方之心腹爪牙,而寄名黨籍之旅團長,復不可恃,因此,部隊無法扯動,張同志只得下野,以致此時在長江以北失卻很大的政治作用。”【《中共鄂北特委廖劃平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7月23日),《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特委文件·二)》,第166頁。】率部起義之事,自然全部落空。至于鄂北農民運動,陸沉在給中央的另一封信中寫道:“我看了湖北秋收暴動的專號”,“在這一段中最重要的,隨、棗、襄三縣可靠之農民有數萬。這個數目,當我在鄂北時,確實找不出來,那里看見過數萬可靠的農民?”【《陸沉致中央信》(1928年2月17日),《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特委文件·二)》,第130頁。】

  當時的領導人政治上實在很幼稚,盡管滿腔革命熱情,卻只沉浸在一廂情愿的推想中,并沒有進行切實的調查研究。結果,幻想中轟轟烈烈的鄂北大暴動,無論是整師起義還是大規模群眾抗爭都無聲無息地化為泡影。用省委報告中的話來說:“及張師免職,遂覺靠山已失,便呈失望,不但沒有實行斗爭,并且不敢略存斗爭之觀念!與省委發生關系又很少,更使省委不能給以指導。”【《湖北省委關于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1927年10月),《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第271頁。】

  鄂南暴動是在省委直接指揮下進行的,更被看作湖北秋收暴動重點中的重點。

  省委對鄂南暴動一向極為重視。1927年8月5日的《鄂南農民暴動計劃》中寫道:“鄂南農民暴動,因為在武長鐵路之西,因此在政治上、地理上有特別意義,在政治方面可以直接影響武漢,在地理方面,斷絕武長的交通與郵電,可以造成湖南軍隊與政治的恐慌而有利于湖南農民的暴動。”“鄂南的農民暴動以蒲圻、咸寧為中心與發難的地點,開始之第一日即須攻破蒲、咸二城,然后在政治上可以號召鄂南的農民,創成整個的鄂南的暴動局面。”“暴動一開始即須分段掘斷武昌與咸寧、蒲圻各處的鐵路(以掘斷愈多愈好為原則),割斷所有的電線,毀壞郵政機關。”“暴動的內部指揮為鄂南特別委員會,直接受省委的指揮。”【《鄂南農民暴動計劃》(1927年8月5日),《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第49、50、51頁。】

  “8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根據秋收暴動計劃,派吳德峰、符向一、黃赤光等前往鄂南,在蒲圻成立鄂南特委,吳德峰任書記。8月底,長江局書記兼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親赴鄂南,召集各縣負責人會議,準備十日內舉行暴動。”【《湖北省志·大事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頁。】一場轟轟烈烈的鄂南暴動仿佛就要開始了。

  鄂南暴動計劃中所說鄂南特別是武(漢)長(沙)鐵路線“在政治上、地理上有特別意義”確是事實。但共產黨看到這一點,國民黨方面同樣清楚這一點。當時控制兩湖地區的軍事勢力主要是唐生智部五個軍,它的政治中心在武漢,而起家基地在湖南,武長鐵路線是它的生命線所在,一直以重兵駐守,軍事調動因鐵路貫穿而極為便利。至于當地的工農群眾團體的情況,在省委事后的議決案中寫道:“在群眾方面,雖有不斷斗爭與反抗,但這斗爭還是零碎的,或是原始的,或是沒有廣大群眾參加的,換言之,還沒有形成有組織的廣大群眾總的斗爭的局面。”【《中共湖北省委最近政治、黨務工作方針議決案》(1927年10月30日),《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第91頁。】

  選擇敵我力量如此懸殊的地區進行決定性的拼死較量,豈不是以卵擊石、自處絕境?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向中央常委會報告時講到:“前次,鄂南負責同志來,他第一個問題即提出,武漢我們的隊伍有多少?如鄂南暴動是否從武漢派兵即時可以消滅?”【《羅亦農文集》,第292頁。】事實上,自然不會有什么軍隊從武漢開來支援鄂南暴動,連提供數量不多的簡易武裝彈藥也難以做到。例如,對擔負很大責任的蒲圻,只給了駁殼一枝、子彈六百,又沒有炸彈和炸藥。省委在給鄂南特委的信中說明:并非有槍不給,第一是沒有槍,第二是因為運輸困難。想像中似乎頗為壯觀的鄂南暴動,做起來,幾乎在無聲無息中失敗了。

  經歷了一系列同原來設想南轅北轍的挫敗后,湖北省委寫了一份很長的《中共湖北省委關于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該報告先詳細列舉了各縣農民協會和黨員的人數統計,接著寫道:“有這樣雄厚偉大的勢力,至少可以擔負完成湖北土地革命的責任而有余,即使七折八扣,甚至廉價對折,也足以擔負起土地革命而不至坐視敵人肆意橫行摧殘革命勢力。不知實際上大謬不然,湖北農運偉大的發展大部分完全是依賴政治軍事的力量,沒有經過實際斗爭,而且還有許多地方是土豪劣紳在那里操縱把持。”報告也批評有些地方的黨組織不僅不能領導他們干,反而指責農民的行動是“越軌的行動”,“農民協會侵越縣政府的職權,尤為大錯。”“所以號稱有兩三千同志的地方,會連一個人影都見不著,號稱有二三十萬有組織的農民的地方,也不能有一個人起來。”【《中共湖北省委關于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1927年10月),《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第120、121、122頁。】報告詳細敘述了全省各個地區決定策略和行動的前后情況,著重談了鄂南暴動失敗的具體經過:暴動日期原定是9月10日,但特委得知有火車在8日運現洋數萬到湖南作軍餉,臨時決定劫車,由黃赤光率八九人穿軍服以查車為名登車,開槍要求繳械。但上車后能開槍的只有兩人,伏在鐵路兩旁的兩三百個農民上車繳得快槍16支、子彈5箱、紙幣34000元、現洋86枚,但鐵路、電線都沒有毀斷,并且暴露了起義的消息、計劃原定起義第一日須攻克蒲圻、咸寧兩城。劫車當天,咸寧縣委書記到特委報告:咸寧只能集中農民八百多人,不能攻城,特委內部也引起爭論。蒲圻國民黨駐軍原有二百多支槍,后來又來軍隊增援,并配有機關槍。特委只能改變省委原定計劃,決定不攻縣城,并率主力移至新店,要同當地人民自衛軍會合,先一起攻嘉魚,再回師攻咸寧、蒲圻。但這支“人民自衛軍”是由土匪改編的,這時已被敵方收買,出其不意地將毫無防備的起義軍全部繳械,特委也被打散。鄂南暴動失去指導機關,群龍無首,一般干部和群眾不知所措。國民黨大部隊開到,鄂南起義遂告失敗。

  鄂北暴動與鄂南暴動先后失敗了,湖北省委的注意力不能不轉到原來比較忽視的鄂東地區來。在這個地區中,他們最初更關心的是大冶、陽新一帶。后來得到報告:“黃安方面:在七里坪地方有群眾二、三萬人,快槍四、五百枝,殺了許多土豪,沒收土劣之財產,即用以打梭鏢。有同志戴季倫、戴克敏及黨校學生在那里指揮。”又接到報告:麻城方面:在城北山上,“有人民自衛軍,有快槍七、八十枝,一說百余枝,有十二枝駁殼,能號召群眾二萬,行動時能聽指揮者一萬人,土豪已殺盡,土地分配不少,有同志徐思庶、江漢翹(高級農業)、徐其虛(武漢中學)、劉文蔚(農所)等在其中負責指揮工作。”【《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第212、213頁。】于是也派出符向一、劉鎮一、黃赤光等前去巡視和指揮,他們中有些人曾參加過鄂南暴動。

  二、黃麻起義

  黃安和麻城地處湖北省東北邊緣地區,同豫、皖二省相接。兩縣毗連,“屬大別山西南低山丘陵地帶,地勢北高南低。”【《紅安縣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頁。】北部多高山,層巒疊嶂,地勢險要,山路難行。這里河流眾多。“這些河流水量變化很大,具有山溪河流的特征——無雨時涓涓細流,甚至斷流,造成灌溉用水困難;而一場暴雨之后,則山洪暴發,又造成洪患。”【譚克繩、歐陽植果主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斗爭史簡編》,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經濟以農業為主,佃家婦女一般也從事體力勞動。土地大多掌握在地主豪紳手中,民風強悍,平時向有練武自衛習俗,社會矛盾尖銳,受過大革命風暴的強烈影響。拿黃安來說:“全縣系農業區域,農民約二十余萬,佃農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自耕農占百分之十至二十,余均為地主。地主占全縣土地的大半,萬畝以上的十余家,千畝以上的百余家,苛待農民特別利[厲]害,農民反抗心也正高。”【《兩月來湖北之農民革命潮》(1927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頁。】

  為什么當湖北秋收暴動在多處相繼失敗的嚴峻局勢下,黃麻地區卻異軍突起,打開一個新局面,最后結出豐碩的果實,而沒有遭到其他有些地區那樣的失敗命運?回答這個問題,必須以比較寬廣的視野,從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的全局來進行分析。

  在北伐戰爭中,以前長期盤踞湖北的北洋軍閥部隊被消滅或逐走了,以后國民黨武漢政府在湖北的主要兵力是唐生智的湘軍和張發奎的粵軍,這是兩支有較強戰斗力的部隊。國共分裂后,張發奎的很大部分部隊參加南昌起義而南下,其余部分也在張發奎指揮下南赴廣東。控制兩湖和安徽的國民黨主力是唐生智部。寧漢合流反共后,南京政府內有較強兵力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逼迫蔣介石一度下野。唐生智野心勃勃,所部沿安徽東進,威脅南京,1927年10月中旬同桂系發生戰爭,原屬武漢政府的另兩支湘軍程潛和魯滌平部轉而參加討唐,是為寧漢戰爭。唐生智部逐漸陷于孤立,逐步西撤。11月間,唐生智對部下主要將領說:“各方隊伍都要向我們進攻,我們不能應付,我只好暫時離開部隊到日本去。”【劉興:《回憶國民革命軍第八軍》,《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2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0頁。】這次戰爭對唐生智來說,可說是生死之爭。除了聯絡鄂、湘兩省之間的鄂南鐵路線和襄樊之類重要城鎮,哪里還有力量顧得上鄂東北邊緣的那塊偏僻地區?

  可以注意到,黃麻起義發生在1927年11月13日。而唐生智正是在11月11日宣告下野,離開武漢;13日,唐部完全自武漢撤回湖南;14日,桂系部隊開始進駐湖北,一切都要重新部署安排。這是湖北政治形勢中的大局,影響方方面面,無暇他顧。黃麻起義在此時取得成功,并且在二十來天內沒有受到國民黨正規軍隊進攻,局勢有過一段相對平穩的日子,與此自然有關。

  那么,這時黃麻地區是不是還有國民黨的軍隊?有。那就是魏益三部第三十軍的一部分。魏益三原是東北軍郭松齡部參謀長,在郭發動反對張作霖的戰爭失敗后投奔馮玉祥,先后任國民軍第四軍總司令、河南自衛軍副總司令,他的部隊有一部分自行從豫南臨時移駐黃麻地區。這是一支游蕩不安的雜牌軍,同鄂東北地區的土豪劣紳沒有多少淵源,甚至還把當地地主武裝繳了械,以充實自己的實力,并不想在這里扎下根來,也不愿同共產黨領導的民眾武裝拼死作戰,只想撈一把就走。1927年12月14日留下的一份《黃安工作報告》寫道:“黃安、麻城現在都沒有土豪劣紳武裝的人民自衛團或民團,這些人民自衛團(如黃安南鄉之八里塆與麻城南鄉之白果埔)的快槍都已經被魏益三拿去擴充實力去了!”【《黃安工作報告》(1927年12月14日),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鄂東北特委、豫東南特委文件),1985年內部印行,第3頁。】這實在是十分罕見的場面。

  可以說,黃麻地區是國民黨和土豪劣紳在湖北統治中的薄弱環節,這是黃麻起義取得成功的有利條件。

  再來看革命主觀力量在黃麻地區的狀況,特別是它有著什么特點。湖北省委在1927年5月的統計,黃安已建立正式的縣農民協會,下有區農協10個、鄉農協210個、農協會員56000人,有共產黨員67人;麻城有縣農民協會籌備處,下有區農協13個、鄉農協340個、農協會員124000人,有共產黨員25人。這些數字雖已有一定規模,但在全省來說并不算多(如黃岡有共產黨員643人,鄂城有農協會員701000人)。【《中共湖北省委關于湖北農民報告經過之報告》(1927年10月),《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第114頁。】但它們有兩點很值得注意。

  一是民眾的文化水平比較高,在接受和傳播革命思想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共產黨創建人之一董必武就是黃安人。王宏坤在《我的紅軍生涯》中寫道:“在革命的宣傳發動中,知識分子的作用和功績很大。當時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很多,其中主要是中學生。我們村,王宏文是武漢的大學生。【王宏文又名王幼安,是王樹聲的堂兄,受董必武的影響,是麻城最早參加共產黨的人。參見《王樹聲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頁。】蔡濟璜、劉文蔚、徐其虛、桂步蟾、徐子清、王樹聲等在麻城上中學。黃安更多,到暴動時我們才知道他們的名字:曹學楷、王秀松、徐朋人等等。黃安的知識分子比麻城多是有原因的。過去黃安有學田,專門供給讀書的,就是討飯人家的子弟也要讓其讀完小學,所以教育比較普及,中學生、高中生很多。后來在紅軍隊伍里,我對黃安籍的戰士說,你們不識字不可能,最低程度讀了三年書。但麻城就不行,沒有學田,窮人家子弟就沒辦法上學。與我們交界的河南光山、商城、羅山等縣,同麻城一樣。黃安人讀書人多,文化教育程度高,知識分子多,接受革命真理快,革命發展也就比較普遍。”“由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宣傳革命,特別是本地的知識分子,呼應的人多。同時,他們的口號和主張也切實際,抓住了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所以很快就鬧起來了。”【王宏坤:《我的紅軍生涯》,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頁。】

  其實,麻城也有重視文化的傳統。在明代,麻城出過110個進士和421個舉人,居湖北各縣之首;到清代,比以前減少,還有46名進士、206名舉人。【[美]羅威廉:《紅雨:一個中國縣城七個世紀的暴力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2、83、202、203頁。】進入民國后,也有不少青年人到武漢接受新式教育,并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這在上述王宏坤的回憶中也談到。

  曾在1927年任中共黃安縣委代理書記的鄭位三寫道:“回憶起大革命時期的黃安,我們記憶猶新的是:農民革命斗爭猛烈,革命的知識分子特別多。”“最初傳播革命思想的,是一批從武漢讀書回鄉的黨員,他們多是董必武、陳潭秋、蕭楚女介紹入黨的。”“在初期,知識分子對于向工農群眾宣傳革命思想,起了很好的橋梁作用;隨著農民斗爭的烈火,又迅速鍛煉和改造了這批知識分子。”【鄭位三:《紅色的黃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第395頁。】

  二是由于邊界的復雜環境和民間習武的傳統,農民有組織地進行武裝斗爭的次數比較多,并且取得過多次勝利,戰士作戰較有經驗,也有信心。王樹聲說過:“黨吸取了歷次斗爭的經驗,深感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農民群眾對武裝的要求也很強烈。”他們先成立起農民敢死隊,就是說誰不怕死就來參加。“后在這基礎上組成農民自衛軍。”【《黃麻起義及其前后的一些情況》(王樹聲談話記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第404、405頁。】這和許多地方的農民自衛隊臨時集合起來后不知道該怎么做、一遇挫折很容易立刻潰散大不相同。

  黃麻地區位于鄂東北邊緣地區。湖北多年來軍閥混戰不斷,正規軍很少長期駐守在這種偏僻地區,同當地土豪劣紳關系并不密切,甚至發生前面所說魏益三部將地主豪紳的團練繳械解散的事情。因此,常見的反動武裝主要是這些地主豪紳借口“防匪保家”、采取迷信手段組織起來的紅槍會【當然也有一些貧苦農民自發辦起的紅槍會,它的性質和上述組織是不同的。】。黃麻地區農民協會的自衛軍一開始遇上交手的就是這種反動的紅槍會。他們主要從豫南光山、新集一帶來,向黃麻北鄉沖來時氣勢洶洶,還裝神弄鬼:有“教師爺”,自稱“刀槍不入”。當時在麻城參加戰斗的陳再道回憶道:戰斗中,農民自衛軍對準這個“教師爺”射擊,一槍打中,“敵人一見‘教師爺’掛彩,背起這家伙就往山下跑”。“這一跑不要緊,其余的敵人以為要撤退,一齊掉過頭來,直奔山下跑。我們一看見這情景,沒等隊長發出命令,就縱身跳出工事,追擊潰退的敵人。這次追擊和上午不一樣,給他來了個窮追不舍,邊追邊打,邊打邊追,一直追了四十余里,還捎帶著搗毀了俞家塆紅槍會的香堂。這次破寨崗戰斗,打死打傷敵人三千多人,紅槍會的大小頭領,也被打死二十多個。這是麻城農民自衛軍正式成立之后,第一次取得的大勝利。反動武裝聞之喪膽,革命聲威傳揚四方。”【《陳再道回憶錄》上,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4頁。】不久,應麻城縣委的要求,黃安農民自衛軍一部分由潘忠汝、戴克敏、吳煥先等率領趕往麻城支援。其中,潘忠汝曾在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后來,湖北省委又派吳光浩來擔任麻城農民自衛軍大隊長。吳光浩,湖北黃陂人,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北伐時擔任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連長、營長,富有軍事經驗,在民眾中威信很高。接著,又任命潘忠汝(也是黃陂人)為黃安農民自衛軍大隊長,是公認的黃麻起義的軍事領導人。兩人在黃麻起義前后的軍事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黃安、麻城的農民自衛軍在黃麻起義前已經建立起有相當數量由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武裝,他們沉重打擊當地民憤極大的土豪劣紳,同紅槍會等反動武裝進行過多次戰斗,并且取得勝利。它不僅使自衛軍取得實際的作戰經驗,提高了戰斗力,也增加了部隊的信心和凝聚力。這正是鄂北和鄂南暴動時所缺少的。自衛軍領導干部中增加具有軍事知識和經驗的成員,并且同當地的黨組織密切合作,這也是很重要的。

  1927年8月底,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在漢口向黃安代理縣委書記鄭位三等傳達八七會議精神。黃安縣委隨即在七里坪召開活動分子會傳達,準備組織農民暴動。9月26日起,黃安、麻城兩縣三十多處在一星期內先后爆發暴動,稱為“九月暴動”。由于還缺少領導農民武裝起義的足夠經驗,這些暴動都失敗了,卻成為黃麻起義的預演,并且引起中共湖北省委的重視。10月25日,湖北省委又發出第三號通告,要求各縣、市區委對八七會議的《告同志書》“詳加討論”。30日,省委通過工作方針決議案,特別提到:“派遣同志去鄂東工作。”這在過去還不曾有過。可以說,黃麻起義是在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指引下發動起來的。

  湖北省委得知黃麻地區和“九月暴動”的實際情況后,十分重視,決定成立鄂東特委,繼續派遣干部前往,加強這個地區的工作。10月,成立中共黃麻特別區委員會。11月10日,省委再次發布通告:“東南戰事爆發后,唐生智在湖北南部的政權不但在鄉村中搖動起來,即在武漢三鎮已呈敗退的現象。現在唐生智的軍力,除集中武長路及前方作戰外,后方十分空虛。”“在這樣局面之下,我們雖不能馬上暴動奪取政權,可是我們決不能放棄這個機會,應當加緊工作,應該利用這個時機發展各方面的工作。”【《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第79、338頁。】這正是黃麻起義的前三天了。

  黃麻起義使兩縣的革命斗爭由互相配合發展到統一領導。這時,新成立的中共黃麻特委已于11月3日在黃安七里坪召開黃麻兩縣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黃麻地區不少集鎮和居民聚居區,筑有類似城墻的防御性寨墻。七里坪鎮在黃安縣城正北,已接近豫南邊境,境內多山,人口眾多,也筑有頗具規模的寨墻,是黃安的重鎮。鎮內原有魏益三部一個營在那里駐扎,但“弱兵極多,戰斗力極弱”,得知黃安和麻城農民自衛軍準備去繳他們的槍,便“開南門逃走了”。因此,特委召開的會議便能在這里舉行。“在這次暴動第一次進攻軍隊之時,農民群眾愈加看出敵人的軟弱,認識了自己的力量,他們的革命勇氣更加加倍,同時引起他們進攻的決心。”【《黃安工作報告》,《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鄂東北特委、豫東南特委文件)》,第7、8頁。】在11月3日召開的這次會議,討論了特委傳達的八七會議精神后,制訂了黃麻起義的計劃,決定奪取黃安縣城,由潘忠汝擔任起義總指揮,吳光浩任起義副總指揮,他們都受過比較系統的軍事教育。起義指揮部就設在七里坪。

  在黃安縣城內本來駐有魏益三部一個團,聽說七里坪農軍聲勢浩大,不敢也不愿抵抗,自行撤往黃陂。11月13日,傳來一個消息說魏益三部又一個團開到黃安縣城。農民自衛軍指揮部決定乘該團遠道而來又毫無布置,立刻集中黃麻農民自衛軍主力一千多人,前往攻打黃安縣城。當年13歲的秦基偉(黃安孤兒)回憶道:“這一年11月13日下午,我扛著一根紅纓槍,跟著本村農會的鄉親們,趕到了首集七里坪。我已經記不清是誰負責指揮我們了,只記得發動的口令是‘暴動,奪取黃安城’。”“當天夜里,我們從七里坪出發,經打鼓嶺、火連畈,直畈,直達城北三里崗。沿途人山人海,刀槍林立。到了14日天快亮的時候,我們黃安、麻城兩縣的農民起義軍已將黃安縣城圍得水泄不通。”“當時的情況,真有排山倒海之勢。天快亮的時候,總指揮潘忠汝和吳光浩指揮部隊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舉攻入城內。”【《秦基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頁。】

  這時,魏益三又派去黃安縣城一個團,但行動遲緩,還沒有趕到。城內只有縣城公安局的警備隊。起義軍繳槍三十余支,俘獲縣知事賀守忠等和15名地主豪紳,收繳了一大批錢鈔物資,并張貼鄂東革命委員會布告,宣布暴動意義并要求商家照常貿易。當天下午4時,得知魏益三所派那個團已開到縣城西20里,起義軍已連續行軍作戰一晝夜,十分疲勞,決定將繳獲的槍支、彈藥、財物等運回后方七里坪。魏益三那個團進入縣城時原來的舊縣政府已不存在,無人接待,士兵四處搶米搶柴,又害怕起義軍反攻縣城,通宵守城,士兵疲憊不堪,軍心恐慌不穩。在城內只停留了一天,在向商家搜刮大筆洋錢后,在15日晚退出縣城,以后沒有再來。第二天,起義軍重新返回并控制黃安縣城。

  11月18日,起義軍在黃安召開農民政府成立大會,到會的有一萬多人。政府委員有9人,全是共產黨員,其中4人是佃農。主席曹學楷曾在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學習,回鄉后自辦小學,是中共黃安七里坪區委書記、縣農民協會主要負責人。會上,曹學楷和中共黃麻特委書記符向一等先后講了話。第二、三天,黃安各區紛紛開慶祝大會,到會民眾共計七萬多人。農民政府成立后,迅速恢復社會秩序,商店照常營業,學校繼續上課。農民政府帶領民眾打擊當地的土豪劣紳,沒收他們的財產。麻城前來慶祝的代表說:“你們已經抓到了權柄,故有今日這樣的好處,我們回去也一定照你們這樣去抓到權柄。”又說:“黃安辦得這樣好是興共產興得好,我們不怕共產,只有共產能夠代表我們的利益。”【《黃安工作報告》,《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鄂東北特委、豫東南特委文件)》,第9、10頁。】

  根據省委指示,特委將黃安和麻城的農民自衛軍改編為工農革命軍鄂東軍,由潘忠汝任總指揮,吳光浩、劉光烈為副總指揮。下分兩路:黃安農民自衛軍改為第一路,潘忠汝兼司令,麻城農民自衛軍為第二路,吳光浩兼司令,兩路共三百多人。鄂東軍和所屬兩路都建立起黨代表制度,以保證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這“是中共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建軍的起點”。【《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頁。】

  黃麻起義雖然發生在黃安,事實上是在黃安和麻城兩地共同行動的。此外,黃陂等縣的革命力量也參加了這次行動。徐海東是黃陂人,192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時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張發奎部當過排長,以后回到家鄉擔任農民自衛軍隊長。他回憶說:“我的家鄉緊靠黃安縣,革命的影響也較深。”“不久,黃安、麻城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我奉縣委的指示,帶著那七條槍十多個人,前往黃安參加起義。走到黃安,城已破了兩天,并成立了鄂東工農革命軍第一路軍。我帶去的七條槍,隨編入工農革命軍。不幾天,領導讓我回黃陂去組織隊伍,隊伍還沒有組織起來,黃安的工農革命軍就遭受了失敗。”【徐海東:《生平自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6、17頁。】所以,新中國初期的十大名將中,就有王樹聲、徐海東兩人參加了黃麻起義。

  黃麻起義在共產黨歷史上寫下了重要一頁。“這次起義的勝利證明:黨的‘八七會議’所確定的武裝革命的總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黃麻黨組織在鄂東特委的直接領導下,由于堅決執行了革命的武裝革命的總方針,而且組織嚴密,動員深入,行動快速,斗爭堅決,因而保證了起義的迅速勝利,把當地的革命斗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王樹聲軍事文選》,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頁。】

  三、上山打游擊,創建根據地

  革命道路從來不是平坦的。正是革命者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斷艱苦探索,推動著革命事業的發展和前進。

  黃麻起義的成功影響很大,引起巨大的震動。那時,桂系部隊剛剛擊敗了唐生智,取得對兩湖的統治。他們雖然忙于鞏固在武漢、長沙等這些重要城市的統治和處理戰爭的善后事宜,自己一時抽不出手來,但決不會坐視工農革命軍在鄂東北的發展,便致電請駐在河南潢川的國民黨第十二軍任應岐部在12月初南下向黃安進犯。第十二軍并不是國民黨的嫡系部隊,是原建國豫軍樊鐘秀部的一部分,他們同國民黨有歷史關系,有相當的戰斗力。那時,鄂東軍正準備向南發展,打擊黃安土豪劣紳集中的地區。任應岐部取道麻城在12月5日深夜突然向黃安城撲來。鄂東軍沒有足夠思想準備,還以為是土匪來犯,奮起抗擊,但眾寡懸殊,到6日拂曉前城門被攻破,解放了21天的黃安縣城失守。潘忠汝和中共黃安縣委書記王志仁等犧牲。8日,任應岐部又進占黃安七里坪和麻城乘馬崗等起義軍據點,當地土豪劣紳等大肆報復。中共麻城縣委書記蔡濟璜、鄂東軍第二路黨代表劉文蔚等犧牲。許多村莊被焚掠一空。黃安北鄉死難民眾數千人,麻城一次被殺害的民眾就達四百多人。

  在遭受如此殘酷打擊后,黃麻地區的革命者怎么辦?可供選擇的有幾條路:一是不顧敵我力量懸殊,死拼到底,結果只能把剩留下來的那點革命力量全部拼光,廣東海陸豐根據地的失敗就是教訓;二是被力量占絕對優勢的敵人嚇倒,放棄斗爭,銷聲匿跡,無形解體,這樣的事例不少,自然是真正革命者決不取的;三是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重新集結力量,選擇敵人薄弱環節,依靠并發動群眾,開創新的局面,這需要有堅定不移的信念、百折不撓的毅力和審時度勢的智慧,也就是湖南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在文家市會議上確定的道路,是唯一正確并且能最后取得勝利的道路。

  黃麻起義的革命者們選擇的,正是上述第三條正確而艱難的道路:上山打游擊,創建根據地。

  從黃安縣城突破重圍沖出的一部,先退到七里坪,任應岐部已緊緊追來。8日,七里坪失陷,麻城的局勢也已危急。鄂東軍、黃安縣委、縣農民政府負責人來到黃安西北紫云區的木城寨,召開會議。吳光浩、曹學楷、戴克敏、戴季英、汪奠川、廖榮坤、徐其虛、江竹青參加會議。符向一(一度任黃麻特委書記,后自首叛變)也到會。會議認為,鄂東軍不能老停留在中心區,要打出圈圈,把敵人攆走,減少中心區的損失。吳光浩當即提出轉移到黃陂縣木蘭山,“大家一致贊成,確定在木蘭山活動三個月再回來,不脫離黃麻。”【戴季英:《黃麻起義前后》,《艱苦的歷程》上,第75頁。】看來,這次會議已經有了上山打游擊的思想,但還沒有明確創建鞏固的革命根據地的思想。

  上山打游擊,是敵強我弱的客觀環境中不能不采取的符合實際的選擇。前面說過,它是毛澤東很早也最完備地提出來的。徐向前在海陸豐根據地時針對那時“左”的錯誤指導思想也提出過。大革命時聶洪鈞在湖北咸寧當縣農民協會會長時也提出過。他回憶說:“‘上山’思想,在咸寧是我提出的,但不是我發明的。還在國共分裂以前,有一次我到武漢去開會,在同志間私底下閑談中,就有這樣的醞釀。有同志說:如果國共‘分家’,為了保存農村革命力量,打不贏就應當‘上山’。”【《聶洪鈞回憶與文稿》,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頁。】可見,這種不謀而同的思想是客觀實際需要的產物。

  為什么鄂東軍“上山”的目標選在木蘭山?木蘭山位于湖北黃陂縣城北60里,離黃安西南也約60里,是大別山南麓山峰之一,主峰海拔582米,山勢巍峨,山上有三十多所廟宇,山下人煙稠密,方圓六七十里內有一千多戶人家。原來駐扎在這個地區的魏益三部已經調走,在這里沒有國民黨的正規軍,地方反動武裝比較薄弱。民眾受過大革命的影響。這里又是吳光浩的家鄉,有一些社會關系可以利用,確實不失為鄂東軍可以暫時休整、準備再舉的一個基地。

  去木蘭山時,“清點一下,共七十二人,四十二枝長槍(其中有九枝九子彈、兩條馬蹄斜),九支駁殼槍,兩支手槍。”【戴季英:《黃麻起義前后》,《艱苦的歷程》上,第76頁。】人數雖少,卻經過黃麻起義的鍛煉,是一支有力而可靠的革命骨干力量。到木蘭山是12月29日。第三天,鄂東軍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七軍,這多少有著擴大政治影響的作用。軍長為吳光浩,黨代表戴克敏,參謀長汪奠川。部隊編為三個隊,每隊二十余人。

  “經過短暫整頓,第七軍立即展開了活動,到處張貼布告,積極宣傳原黃安農民政府公布的政綱,并分散四出向土豪劣紳下(要)款,開倉分糧,救濟貧民,提出‘抗租、抗糧、抗稅、抗捐、抗債’的五抗口號,向群眾宣傳我們黨和工農革命軍是為窮人家解放而斗爭的,號召貧苦農民起來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反動的國民黨統治。”【程啟光:《戰斗在木蘭山》,《艱苦的歷程》上,第87頁。】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28年1月23日(也就是春節)乘敵不備,攻下木蘭山東南的羅家崗,打開土豪的當鋪、糧倉,讓群眾領取,三日不絕。參加這次戰斗的班長陳再道回憶說:“火攻羅家崗戰斗,我軍無一傷亡,繳獲了長槍19枝。這是自黃麻起義失敗以來,我們打的第一個漂亮仗,大長了我們的志氣。”【《陳再道回憶錄》上,第126頁。】

  這件事驚動了國民黨當局,以任應岐部第十二軍一個團兵力前來“進剿”。第七軍由吳光浩率領,沖出包圍圈,轉移到黃岡境內,在大崎山、回龍山、磨盤山一帶活動,在木蘭山上留下一部分人,一度稱為第八軍。第七軍這次行動,到處遭到強敵堵擊,風餐露宿,處境十分困難。吳光浩勉勵大家:“我們的槍丟不得。有了槍,才能打倒地主階級,才有工農的出路;丟了槍,就不能勝利,不能生存。”【《王樹聲軍事文選》,第578頁。】一個多月后,第七軍返回木蘭山,兩軍會合。這時人員已略有增加,在周圍地區分散游擊。但木蘭山區接近武漢,交通方便,是國民黨必爭之地,敵我力量懸殊,不易開創一個大的局面。

  以木蘭山為中心的這三個月游擊戰爭,盡管沒有打開一個新的局面,仍有重要意義:不僅保存了這支可貴的革命骨干力量,還使他們受到革命游擊戰爭的鍛煉,提高了戰斗能力。這在以后便顯示出它不可磨滅的寶貴作用。

  1928年4月初,黃麻地區的局勢陡然發生了變化。本來,桂系軍隊剛擊敗唐生智部,一時立足未穩,因此邀請豫南的任應岐部第十二軍南下控制黃麻地區。但當桂系在湖北初步站住腳跟后,湖北籍的桂系將領、湖北全省清鄉會辦兼第十八軍軍長陶鈞同任應岐的磨擦加緊,雙方的軍隊發生沖突。任應岐下令把第十二軍撤回河南。黃麻地區的國民黨軍勢力頓時空虛。

  工農革命軍第七軍抓住這個時機,重回黃麻地區。陳再道回憶說:“回到老區,我們所到之處,耳聞目睹敵人殘害革命群眾的暴行,復仇的怒火,在大家心頭燃燒起來。當地黨組織動員群眾積極支援配合我們,向土豪劣紳和反動民團展開全面進攻。”【陳再道:《柴山保武裝割據》,《艱苦的歷程》上,第93頁。】

  這時,中共正準備在蘇聯莫斯科召開六大。國內留守中央對湖北局勢仍感到很憂慮。他們在《關于湖北工作方針決議案》中寫道:“黃安、黃岡、黃梅相繼失敗后,現在還未恢復過來。”他們注意的重點還在武漢三鎮,但也提到需“努力創造割據局面——普通的割據鄉村,與群眾打成一片,須做到大小失敗后都能保存鄉村的組織,即是失敗后要使外來敵人分不出群眾與我們的不同。”【《中共中央關于湖北工作方針決議案》(1928年5月1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44頁。】

  一個新的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實際生活中也擺到已轉戰游擊四個多月、正在繼續探索中的第七軍面前:“一開始,我軍在鄂豫邊界的崇山峻嶺之中,展開了你來我往、你進我退的巧妙周旋。但是,經過這樣一段時間之后,就覺得要堅持長期的武裝斗爭,必須有一個相對穩固的立足點,作為對敵斗爭的可靠依托。如果不這樣,當強敵來臨的時候,勢必一日數遷,東奔西走,風餐露宿,疲憊不堪,使自己處于更加困難的境地。”【《陳再道回憶錄》上,第152、153頁。】

  這是認識上又一個重大飛躍: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不僅要上山打游擊,而且要努力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否則,部隊的給養和休整都沒有保證,同民眾也無法保持穩定的聯系,武裝斗爭難以長期堅持,在優勢敵人進攻時,還有失敗的可能。這又是客觀實際生活教育的產物。

  建立“相對穩固的立足點”,為什么選擇在柴山保?那里屬于河南光山縣的南部,正處于鄂豫兩省的邊界處,國民黨鄂豫兩省的當局在利益和步調上并不一致。當地山高林密,地勢險要,沒有國民黨正規軍在這個地區駐扎,那里又同黃安、麻城地區直接相連,過去有相當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基礎。5月間,剛建立的鄂東北特委領導人吳光浩、曹學楷、戴克敏、徐朋人等在柴山保境內的清水塘召開會議,決定在這里創立一個比較穩定的根據地。

  工農革命軍第七軍在這一帶接連打了很多次勝仗。7月14日,桂軍的第十八軍駐紫云區的一個連,由一個有進步思想的排長帶領前來投誠。這時,工農革命軍第七軍在柴山保舉行會議,根據上級指示,宣布第七軍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一師,吳光浩任軍長兼師長,戴克敏任黨代表,曹學楷任參謀長,全師約一百二十人,分編為四個大隊。

  為了在柴山保站穩腳跟,黨組織又決定由曹學楷負責地方工作,使這方面的工作面貌發生重大變化。5月間,從柴山保到黃安、麻城近郊,“在此縱百里、橫一百三十里地區內,鄉村中的反動統治全部崩潰。作為革命基層政權的農民委員會,已經普遍建立。黃安、麻城還分別成立了縣農民委員會。七里坪于2月28日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經正式選舉產生了工農民主政府。七里、紫云、乘馬、順河等工作較好的地區,已開始分配土地。”“黨組織有了很大發展,僅黃麻兩縣即有一千兩百余黨員。”“割據地區內,普遍建立了不脫離生產的群眾武裝,平時站崗放哨,警戒敵人,戰時協助和支援軍隊作戰。”“邊界地區的武裝斗爭、建立政權和土地革命,業已結合起來,鄂豫邊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軍戰史》,第33、34、37頁。】12月,“特委明確提出‘學習井岡山的辦法’。”【《陳再道回憶錄》上,第164頁。】

  經過邊界武裝斗爭,到1929年初,紅三十一師發展到四百多人,武裝割據地域日益擴大,出現生氣勃勃的新局面。

  中共中央派來巡視的曹壯父在報告中滿腔熱情地寫道:“我巡視所到的黃安——我認為湖北最好的一個蘇維埃區域”,“自去年暴動后,階級的對立已有很明顯的劃分”。“所以赤衛隊在各處游擊時,極得群眾的擁護和贊助,致令敵人所謂‘清鄉保甲諸良法’在黃安簡直無從著手。”“黨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下,較他縣的比較積極,干部分子的堅決,更是可以樂觀的。”“士兵半數為同志,成分非常好,已純粹脫離雇傭的形式。官長士兵的生活,絕對是平等的,所以官兵的關系非常好。”“他們作戰百余次,從未打過敗仗。”他向中央提議:“建立一個鄂豫皖的蘇維埃局面。”【《曹壯父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第217、218、219頁。】

  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或者說是新的起點。“起義武裝經過艱苦曲折的斗爭,終于走上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在鄂豫兩省黃、麻、光(山)三縣邊界,建立起鄂豫邊區最初的一塊革命根據地,為以后革命斗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王樹聲軍事文選》,第569頁。】

  這支紅軍,是當地人民的子弟兵,經過一年多血和火的洗禮,在各方面都一步步成熟起來,如今回到故鄉,和親人一起生活和戰斗,如魚得水,像火種再播到這塊熾熱的土地上,很快就燃起一大片不可阻擋的燎原烈火。

  1929年3月下旬,早已復職并控制南京政府的蔣介石同桂系的戰爭爆發,湖北是主要戰場。4月5日,蔣系軍隊不戰而進入武漢,桂系失敗。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這場戰爭,主要的爭奪焦點在湖北,這又便于鄂豫皖地區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發展。

  地處鄂東北的黃麻地區,圍繞大別山,同豫南、皖西緊相毗連,他們的活動和影響很快有力地擴大到這些原有相當革命基礎的地區,引發強烈的反響。1929年5月,豫南商城南部武裝起義取得勝利,成立了紅十一軍第三十二師和豫東南革命根據地。這正是蔣桂戰爭剛剛結束、統治秩序還來不及穩定下來的時候。半年后,也就是這年11月,皖西六(安)霍(山)武裝起義,組建紅十一軍第三十三師和皖西革命根據地。這就是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前身。這個革命根據地全盛時期的面積發展到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三十多個縣,近五萬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千萬;紅四方面軍在1931年11月成立時,兵力已近三萬人。

  不幸的是,正值1929年5月這個大別山地區革命形勢面臨重大發展的時期,紅十一軍軍長兼第三十一師師長吳光浩根據特委指示帶了幾個人赴豫南幫助發動商城南部起義,途中遭受地主民團突然襲擊而犧牲。這是一個重大損失。5月7日,中共鄂東北特委給中共中央報告中提出:“東北區在軍事行動上占重要地位,同時游擊范圍日形擴大,吳光皓(浩)同志已犧牲,其余軍事工作人多系學生出身,能力差,紅軍沒有負總指揮的人,如果白色恐怖一來,十分危險,請中央速派一個總指揮來。”【《鄂東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5月7日),《鄂豫皖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鄂東北特委、豫東南特委文件)》,第39頁。】

  中共中央對這件事十分重視。5月底,中共中央軍委書記楊殷親自找剛從廣東參加一系列武裝起義回到上海的徐向前談話。他說:“鄂東北有塊根據地,基礎不錯,那里派何玉琳同志來要軍事干部,軍委決定派你和桂步蟾同志去。”桂步蟾本來就是麻城的共產黨員。徐向前回憶道:“他(楊殷)問我有沒有意見,我說:‘沒有意見,服從組織決定。’”【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上,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頁。】6月5日,他和桂步蟾到達鄂東北根據地。徐向前接替的是吳光浩的工作。吳光浩是黃麻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在群眾中威信很高。對他的犧牲消息,特委決定暫不宣布,怕影響部隊和群眾的情緒。所以徐向前到三十一師,名義上是副司令、副師長,他不在乎這類名義,實際上負責起全師的軍事指揮工作。師黨代表戴克敏、參謀長曹學楷、政治部主任陳定候,都是土生土長的黃安人,是黃安起義以來的老戰士,對當地的實際情況十分熟悉。和徐向前同去的桂步蟾任紅十一軍第三十一師第二大隊黨代表,不久在作戰時犧牲。

  徐向前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北伐前的東征戰爭、廣州起義和海陸豐根據地的作戰,有著很高的政治水平和軍事素養。他來到鄂豫邊后,對紅三十一師以至他始終擔任總指揮的紅四方面軍,都起著別人難以比擬的作用。

  紅三十一師的老戰士徐深吉中將回憶當年的徐向前道:“紅三十一師只有五個大隊三百來人。干部戰士絕大多數是青年農民,他們純樸,勇敢,能吃苦耐勞,但也存在著狹隘、散漫等弱點。領導這樣一支游擊隊伍,他很注意發揮當地土生土長的‘大老粗’們的長處,從行軍打仗、日常生活,到軍民關系到同志感情,處處都以身作則起帶頭作用,和群眾打成一片。他工作腳踏實地,平時說話不多,開會講話心平氣和,簡潔,易懂,毫無學生腔和八股味;打起仗來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險,最吃緊,他就出現在哪里;戰斗結束總結經驗時,他總是表揚那些打得好的那些單位和同志們,從不居功自恃,而對戰斗中的缺點和失誤,則勇于承擔責任,決不諉過于人,深受指戰員的愛戴和信任。”【徐深吉:《徐向前同志在紅四方面軍》,《艱苦的歷程》上,第21頁。】

  這是把一支原來絕大多數由農民組成的隊伍,逐步教育培養成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成熟的新型革命軍隊的過程。沒有優良的高級領導人,不可能培養出這樣的隊伍來。

  從黃麻武裝起義,到以木蘭山為中心地區的上山打游擊,再到以柴山保為中心的鄂豫邊武裝割據,創建比較穩定的革命根據地,雖然歷經艱苦曲折,但每次都跨出十分重要的一步,從而為建立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似乎難以想象的路,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對黃麻起義前后的歷程,徐向前在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感嘆地寫道:

  萬事起頭難。鄂豫邊區能夠形成這么一塊根據地和一支紅軍隊伍,很不容易。

  那時,我黨還沒有武裝斗爭的經驗,這些同志一般都是學生或農民出身,在嚴重白色恐怖下,敢拿起槍桿子來和敵人斗爭,發動成千上萬的農民揭竿而起,靠長矛、大刀、土槍攻下黃安縣城,占領黃麻地區的一些主要村鎮,的確是了不起的事。后來,起義隊伍遭到反動派的圍攻、鎮壓,被迫轉到木蘭山上打游擊,艱苦至極,只剩下幾十個人。但是,有了這幾十個同志堅持武裝斗爭,形勢就不一樣。逐漸地,利用軍閥割據的矛盾,發動群眾,打擊敵人,部隊和地盤越搞越大。

  游擊戰零敲碎打,幾乎天天發生,不是敵人打我們,就是我們打敵人。敵人多是國民黨雜牌部隊、地主民團、反動槍會等,戰斗力不很強。我們今天在這里打一家伙,明天又到那里打一家伙,不斷打勝仗,積小勝為大勝。時值蔣桂戰爭剛結束,敵人內部矛盾有緩和,但軍閥之間,仍在勾心斗角,自圖發展。對蘇維埃運動,他們沒有放在眼里,還沒統一起來對付我們,鄂豫邊又是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就放手活動,一步一步地發展壯大自己。

  根據地的這些領導人,土生土長,和當地群眾有血肉聯系,土馬克思主義有一些,洋教條極少。如果搬洋教條的話,闖不出這種局面來。路是人走出來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看土馬克思主義。【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上,第74、75、76、77頁。】

  這些樸素的語言,說清了問題的根本,是徐向前經過長期親身觀察后寫下來的,是對黃麻起義前后這段歷史最好的概括和總結。

標簽 - 黃麻起義,內外因素,成功原因
網站編輯 - 張芯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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