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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的歷史經驗

2018年12月13日 15:10:00
來源: 《蘇區研究》 作者: 李良明

  提要:中國蘇維埃政權是在共產國際、聯共(布)的指導下成立的。1930年6月,鄂豫皖邊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的開始。黨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期間,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在政權建設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注重法制建設,堅持執政為民;在黨的建設上,注重加強思想、組織、紀律和作風建設;在經濟建設上,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將農村工作的重心由打土豪轉入抓生產,減免農業稅,發放農業貸款,發展工業和手工業生產,恢復和發展商業貿易,創建蘇維埃的財政金融;在社會建設上,加強文化建設,使文化活動和宣傳教育密切結合,注重教育事業,普及小學和工農業余教育,同時注重衛生事業和移風易俗。這些經驗雖然是初步的,但畢竟是黨在鄂豫皖蘇區自己創造的,不僅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歷史經驗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8.06.004

  作者簡介:李良明,男,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惲代英年譜長編”(18ADJ001)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的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這既為黨后來的全面執政準備和奠定了前提條件,又成為了黨全面執政的歷史鏡鑒。當前有關鄂豫皖蘇區的研究多集中在法制、土地、肅反等方面,對經濟、社會、文化著墨不多,且缺乏整體的回顧和全面的梳理。本文擬將鄂豫皖蘇區置于土地革命時期國內外蘇維埃建設的廣闊歷史背景中,探討其在局部執政期間所積累的豐富歷史經驗。

  一、中國共產黨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的歷史背景

  總結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的歷史經驗,首先要了解黨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的歷史背景,即要了解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蘇維埃建設的基本情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中國建立蘇維埃制度,是列寧的思想。在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指出“必須盡一切努力,用建立‘勞動者蘇維埃’等方法把蘇維埃制度的基本原則應用到資本主義前的關系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中去”【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1920年6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頁。】。根據列寧的思想,中國共產黨“一大”通過的第一個綱領規定:“本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八十年珍貴檔案》第1卷,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蘇維埃制度在中國的初步實踐,是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分共、大革命失敗以后。在“八七”會議精神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的一批精英深入農村,領導秋收暴動。至1927年11月,相繼誕生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湘贛邊茶陵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又誕生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但這些成果很快因國民黨當局的殘酷鎮壓而喪失殆盡。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將在中國建立蘇維埃制度的問題又提到議事日程。六大后,黨領導的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迅速發展,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高度重視。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國共產黨現在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推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凡是群眾農民革命斗爭生長和擴大的地方,都要去創造蘇維埃區域”【《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論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29年10月26日國際政治秘書處通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84-585頁。】。對此,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完全同意國際來信的指示”。在1月30日共產國際執委遠東局給東方書記處的一封信中,更是明確地提出了在中國每一個蘇維埃根據地,都要按照當地條件貫徹執行革命路線,“吸引農民參加蘇區管理,通過召開地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從組織上統一各個蘇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于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頁。】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于2月4日發布《關于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第68號通告,決定由中國共產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發起,于同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

  1930年5月20-23日,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這次會議通過了《全國政治形勢及蘇維埃區域的任務》《暫行土地法》《蘇維埃組織法》《勞動法》等重要文件。大會閉幕后還發布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告全國工人書》《告農民書》《告全國紅軍書》等決議和文告。在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的最后一天,即5月23日晚的會議上,大會主席團作出一項重要決議:定于1930年11月7日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然而,在是否成立、何時成立中央蘇維埃政府問題上,共產國際、聯共(布)高層出現意見分歧。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領導人庫西寧、米夫于1930年6月16日在莫斯科致電中共中央說:“我們認為在目前條件下成立蘇區中央(臨時)革命政府為時過早,因為蘇維埃政權尚未擴展到任何一個大工業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0年6月16日于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173頁。】斯大林、莫洛托夫卻不同意這個意見。6月19日,共產國際執委東方書記處將經過斯大林、莫洛托夫核審后的意見電告中共中央:“我們認為,只要保證我們在蘇區中央(臨時)革命政府內的影響,就可以成立這樣的政府。蘇維埃政權要擴展到一個大工業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這樣的城市應成為運動進一步開展的基地,同時也是我們在政府中領導作用最可靠的保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0年6月19日于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175頁。】

  1930年7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通過的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指出:“蘇維埃的運動,已經對于黨提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以及調節這一政府的行動的任務。這個任務有第一等重要意義的。”【《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1930年7月2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頁。】中共中央收到這個指示后,于當天舉行第一次中央準備委員會臨時常務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工作計劃大綱、常委會組織大綱及經費預算等問題。從此以后,“蘇準會”的工作正式啟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省瑞金葉坪村召開。來自全國各革命根據地、紅軍部隊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工會的代表共610人出席這次會議。大會討論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于經濟政策的決定》等法律文件,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首的63人組成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政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標志共產黨在全國局部執政的開始。

  就鄂豫皖蘇區來說,局部執政的時間要相對早一些。在以大別山為中心的鄂豫皖蘇區,黃安農民政府是蘇維埃建設的先聲。1927年11月13日晚10時許,黨領導的黃麻起義爆發(吳光浩、劉鎮一分任正副總指揮),14日凌晨4時占領黃安縣城。18日成立黃安縣農民政府,曹學楷為主席。黃安縣農民政府的成立,在鄂豫皖地區產生廣泛影響。麻城、黃岡、羅田以及河南商城等地的農民深受鼓舞,紛紛表示“要照黃安這樣干”。但黃麻起義勝利成果未保,12月5日,黃安縣被桂系軍閥攻占,黃麻起義失敗,黃安縣農民政府也不復存在。

  1929年6月,鄂東特委決定黃麻兩縣應依照中共六次大會關于建立蘇維埃的指示,召集農民代表大會,由鄉到區縣將蘇維埃正式建立起來。1930年2月,鄂豫邊特委決定將七里坪命名為列寧市,于七里坪河街建立市蘇維埃政府,并在市內相繼設立經濟公社、中西藥局、紅軍飯店、列寧小學等單位。縣、區、鄉蘇維埃政府隨即在鄂豫邊地區陸續建立起來。到1930年春,統一的鄂豫皖蘇區基本形成,縣、區、鄉蘇維埃政府已覆蓋鄂東北、豫東南和皖西北各地。在各縣、區、鄉蘇維埃政府建立的基礎上,1930年6月,鄂豫皖邊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光山縣王家塆召開,成立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甘元景為主席。這標志著黨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的開始。1932年1月,改稱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高敬亭任主席。省蘇維埃政府機關設在光山縣新集鎮。到1932年夏秋,鄂豫皖蘇區先后建立有黃安、麻城、黃岡、陂安南、河口、陂孝北、羅田、蘄水、黃梅、廣濟、羅山、光山、潢川、赤城、固始、信陽、息縣、六安、霍山、霍丘、英山、五星、太湖、宿松、潛山、舒城26個縣級蘇維埃政權。

  二、中國共產黨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的歷史經驗

  (一)政權建設

  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政權——以大別山為中心的鄂豫皖省蘇維埃政權,具有鮮明的革命特征。

  首先,堅持共產黨領導。早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委包辦政府事務,蘇維埃組織大綱規定黨對革命政權的領導,主要是通過兩個方面來實現:一是組織領導。各級蘇維埃政府接受中國共產黨與之相應的各級黨的委員會的監督和檢查,各級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人員候選人名單,必須經同級黨的委員會審查批準。同時,黨在各級蘇維埃政府中可以建立自己的組織,并派出優秀分子擔任政府中的領導工作。二是方針政策和思想領導。各級蘇維埃政府頒布的法令或作出的決議,必須以共產黨的綱領、路線、方針為依據,并在決定和頒布之前,先提交同級黨的委員會討論,待同意后由蘇維埃政府組織實施。各級蘇維埃召開重大會議,其內容須經同級黨的委員會審查。

  其次,實行工農民主專政。工農是組成蘇維埃政府的主體。為保障蘇維埃政權的革命性和民主性,蘇區政府規定,勞動者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蘇維埃委員必須符合忠于革命、為民眾信任、經濟地位低三項條件。1929年6月,鄂東北各縣第三次聯席會議制定的《蘇維埃組織法》規定:凡滿16歲之男女而非剝削者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931年7月,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蘇維埃臨時組織大綱》規定,蘇維埃代表“遵照一定比例選舉之”,“工人、雇農選舉由工會發起,區為單位,每五百人以下選舉一人,每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選舉二人,余類推”;“農民選舉以鄉為單位,每鄉二千人以下選舉一人,二千人至四千人選舉二人,余類推”;“紅軍以團為單位,每千人以下選一人,每一千人至二千人選舉二人,余類推”。據不完全統計,各級蘇維埃代表和委員中,工人、雇農占30%,貧農、中農占60%,知識分子和其他階層代表占10%左右。其中“婦女占四分之一,男子占四分之三”。蘇維埃委員和代表實行任期制。一般村蘇維埃委員為3個月,鄉蘇維埃委員為6個月,區、縣蘇維埃委員為1年。

  再次,注重法治建設。一是實行司法行政合一的體制。蘇維埃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既是法律法規的制定者,又是法律法規的執行者。二是建立監察制度。監察制度在蘇維埃建設中得到特別重視。根據地省、縣、區三級蘇維埃政府均設有工農檢察部或工農監察委員會,其任務是監督、檢察本級蘇維埃政府機關是否正確執行上級政府頒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法令;其有權向各級政府建議撤換或處罰國家機關與國營企業的工作人員,而對于該機關或企業的工作設施,有直接建議之權;如果發現工作人員有諸如貪污受賄、浪費公款等行為,有權報告法院,以便施以法律上的檢查和制裁。為了便于工作,工農檢察部或工農監察委員會之下還可設立各級控告局和檢舉委員會。依照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的有關規定,鄂豫皖省則采取政府、監察部門并立,同時向代表大會負責的領導方式,以加強對政府的約束力。三是厲行懲腐倡廉,整頓政紀。1931年8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嚴格整頓政紀,作出以下規定:凡憑借革命勢力私自報復者,以反革命治罪;凡借黨政機關、革命團體名義欺詐訛索鄉民者,從重懲處,處以罰金或禁閉;凡官僚主義、浪費嚴重者處以有期徒刑;凡貪污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同時,通令各級監察部門,如果發現領導干部腐化、官僚,則建議同級政府予以淘汰;如果是整個政府官僚、腐敗,則報上級監察委員會或上級蘇維埃政府進行改造。通過反腐敗斗爭,促使蘇區干部將自己置身于監督之下。

  最后,堅持執政為民。蘇維埃政權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讓所有政府工作人員,不論職務高低,都要為人民服務。這就既要推進各方面的工作,又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使人民群眾打心眼里感到蘇維埃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在這一方面,沈澤民做出了很大貢獻。沈澤民1931年4月中旬到達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中共鄂豫皖邊區特委駐地)。當時正是春荒,他立即和皖西北特委研究辦法,采取措施,讓紅十二師在產糧的霍區發動農民,沒收地主糧食10萬擔,救濟群眾;同時發動生產自救。他重視農業生產,強調只有發展生產,才能保證紅軍作戰。他根據商城有藥材、金寨有竹木掃帚和紙、蘇家埠一帶有茶等土產,以及國民黨每年在這些地區的稅收在30萬元以上的情況,指出要發展土特產,才能發展蘇區。為了軍需民食,要成立蘇維埃的稅收機構,開展蘇維埃商務工作。在農業生產方面,為了解決勞動力的缺乏,沈澤民同省委的領導提出了許多具體措施。如根據自愿互利的原則,以村為單位組織不同形式的互助;紅軍家屬與鰥寡孤獨殘廢者的田,由村蘇維埃組織代耕,在春耕秋收農忙季節,組織蘇維埃政府機關大部分工作人員投入生產,特別是在接近白區地帶幫助農民搶種搶收。這些措施的貫徹執行,使邊區的農業生產在戰爭環境的困難情況下,得以恢復和發展,糧食得到了豐收,人民也渡過了饑荒的難關。

  (二)黨的建設

  中國共產黨是蘇區范圍內的執政黨,蘇區黨的建設就是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根據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全國各地革命根據地建立了各級黨的領導機構。據193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統計,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有黨員2萬名。(1931年,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鄂豫邊蘇區建立的縣級黨組織有90余個,其中湖北境內60個,占總數的66%;到1932年,上述根據地有黨員10萬人,湖北境內6萬人。)根據地黨員大多是貧苦農民,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斗爭堅決,立場堅定,要求革命的情緒異常高昂。但是他們的小農意識也比較明顯,存在盲動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地方觀念、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不糾正這些錯誤思想,黨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統一的、有戰斗力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為此,鄂豫皖蘇區各級黨組織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加強思想建設。一是加強馬列主義教育,使廣大黨員認清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革命前途,堅定理想信念,教育黨員認識盲動主義、地方觀念的危害。如針對“極端民主化思想”進行“布爾什維克民主集中原則”教育。黨的各級宣傳部門還普遍翻印馬恩列斯經典著作,編寫蘇聯革命歷史和經驗教訓等教材,通過講座等形式,組織黨員學習。二是加強政治形勢與黨的方針政策教育。有鑒于根據地地處偏遠山區,與外界隔絕,各級黨委通過召開黨員代表大會、黨團聯席會議、干部工作會議、內部生活會和發布決議、通告、指示等形式,集中宣講國內外形勢和黨的路線策略,將黨中央的方針政策迅速貫徹到實際工作之中。各級黨委還經常提醒下級黨組織,注意區別宣講對象的文化層次,宣講內容要通俗易懂,力爭使每個黨員特別是黨員干部都能開闊眼界,樹立斗爭的全局觀念。三是加強政治理論學習。1929年初,中共鄂東北特委開辦黨務干部學校,學校教員由鄂東北特委、黃安縣委和紅軍領導人擔任,學員由各縣縣委選派有工作能力、能識字的干部。學習科目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進化史、共產主義ABC、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黨的組織和紀律、中國農村社會之分析、農民問題、民眾組織的方式和運用、游擊戰爭、中共六大政治決議案等。每期3周,每期20余人。學員畢業后大多安排在各級黨務部門工作。1931年2月,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又在郭家河開辦列寧高級學校,為軍隊和地方培養政治工作干部。通過學習,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

  第二,加強組織建設。一是堅持黨員標準,提高黨員質量。由于革命形勢的飛速發展,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現急于擴大黨員數量,只講發展、不看質量的狀況。為糾正和防止這種“收編式發展”的傾向,鄂豫皖黨組織提出發展黨員必須具備的5個條件:革命性強、經濟地位低、與反革命分子無社會關系、立場堅定、習慣好、無惡劣嗜好。在堅持標準、保證質量的同時,還嚴格履行入黨手續,這也是保證黨員質量的重要措施。根據地發展黨員通常依照一定的程序,秘密舉行入黨儀式。為加強對新黨員的考驗,還實行候補期制度:一般規定產業工人、手工業工人和雇農入黨沒有候補期;貧農入黨為2個月;自由職業者、手藝人、中農及知識分子為6個月;不屬于上述三者入黨,候補期可延長至1年至2年。二是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黨的巡視制度。蘇區黨組織實行集體領導,凡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務的部署,重要干部的任免、調動和處理,群眾利益方面的普遍問題等,必須經過黨委會或常委會共同討論決策。同時提倡走群眾路線,強調在作出決定前,先交下級討論、醞釀。在決定做出執行之中,注意聽取基層意見,充分發揮黨員干部的聰明才智。三是正確處理黨和群團的關系。蘇區各級黨組織在蘇區群團中建立黨團和支部加強指導,強調發揮黨員核心作用的同時,還特別要求克服黨群不分、以黨代群、包辦一切或不負責任的傾向,在尊重群眾組織獨立性和特殊性的前提下,充分發揮群團組織不可替代的戰斗作用。

  第三,加強紀律和作風建設。主要做法是:一是充分發揮黨支部戰斗堡壘作用。將蘇區縣、區以上負責人全部編入支部和小組,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參加實際支部生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同時要求黨員干部在支部生活中發揮表率作用,支持幫助支部工作。二是建立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加強對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員的監督,同一切破壞黨的紀律、違反共產主義道德和蘇維埃法令的現象或行為作斗爭。教育黨員自覺遵守黨的鐵的紀律,對違反黨紀的予以組織處分和教育。教育的方式包括召開黨小組和支部會、活動分子會議,舉辦黨員訓練班,組織讀書小組等,均收到較好的效果。三是建立群眾舉報站、控告代收處,隨時接納工農群眾和一般黨員的意見或情況反映,進行認真查處,做到公開結果,有函必復,件件落實。四是實行黨員職業化,通過發給黨員一定的生活津貼或補助,禁止他們利用工作之便謀取私利。對于以權謀私、貪污腐化或因官僚主義造成嚴重損失的黨員,最初黨組織可以處以死刑,后來改為開除黨籍,交蘇維埃依法治罪。五是提倡干部群眾化,要求黨員干部作群眾的表率,戰場上沖鋒在前,撤退在后;工作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待遇上官兵一律、干群一律。任何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都要深入基層,巡視工作,以培養深入調查研究、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同時要抽出一定的時間參加生產勞動。

  通過加強黨的建設,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帶頭遵守黨的紀律,顯示了強大的感召力。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模范行為,使蘇區群眾親身感受到共產黨是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是勞苦大眾翻身求解放的希望。

  (三)經濟建設

  鄂豫皖蘇維埃政府采取多種措施,恢復和發展蘇區經濟,在改善了根據地軍民生活的同時,也為蘇維埃政權存在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一,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首先,增加糧食生產。農業生產是蘇區生產的主要部分,其中糧食生產又是重中之重。1931年,因國民黨“圍剿”的破壞,以大別山為中心的鄂豫皖蘇區,“谷子損失數十萬石以上”,造成第二次反“圍剿”戰斗期間糧食嚴重短缺,到同年6月,僅麻城就約有“六千人沒飯吃”。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向中央報告說:“這一蘇區最感困難的就是糧食問題。皖西糧食情形更壞,商城要欠三個月的糧食,黃、麻、光、羅去歲也缺少一個月,現在農民已經沒有飯吃了。……新集附近雖然打了寨子,挑了四千石以上的糧食,但光山縣只集中了八十石糧食,弄得傷兵醫院都沒有糧食吃。”【《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31年6月),湖北省檔案館、湖北省財政廳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財經史資料選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頁。】新任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也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如此糧食缺乏狀態,實為此間最中心的問題(不單皖西如此,黃、麻、光、羅赤區在同樣狀況中,不過目前略為緩和而已),羅山之宣化店餓死人……由于糧食被劫,農民跑反輟耕,田地荒蕪之結果,釀成目前饑荒。”【《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31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財經史資料選編》,第265頁。】為了緩解糧食短缺矛盾,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之初,就做出“為節約糧食,各機關日吃一頓稀飯的決定”,緊接著改為每日吃兩頓稀飯。關鍵的問題是要增加糧食生產。鄂豫皖中央分局為此舉行糧食運動周,要求蘇區后方全體動員,參加農業生產,提出“有五十萬擔雜糧的收獲可以擔保革命的勝利”【《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關于節約糧食的決定》(1931年4月),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1985年版,第52頁。】。同年7月,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大會召開,專門就糧食問題作出決議,強調糧食問題是決定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作出“增產糧食,使蘇區的土地一寸不要荒了”的決定,號召“婦女兒童用盡可能的力量參加種田,多種瓜菜,進行生產比賽”【《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頁。】。1931年12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更提出了“為糧食而斗爭就是為蘇維埃政權而斗爭”的口號。

  其次,將農村工作的重心由打土豪轉入抓生產。打土豪不是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關鍵還是要抓糧食生產。為此,加強對農業生產的組織領導,由各級蘇維埃會同貧農團,組成督耕委員會,督促群眾生產,開展生產競賽,并頒布《生產獎勵條件》。同時還積極組織春耕運動和武裝保衛秋收,抓住春耕和秋收這兩個關鍵環節,最大限度地保證根據地糧食供應。1931年8月,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發布《割谷問題》通令,詳細規定了武裝保衛赤白區秋收的辦法:

  1.割谷前一星期,赤衛軍、游擊隊即須選擇適當目標向敵人進攻,各縣要多組織5人以上的襲擊隊,夜間向敵人營地騷動,同時加強崗哨與偵察工作;

  2.在割谷前一星期即須以秋收斗爭的口號,在赤區周圍的白區作廣泛的宣傳,組織貧農小組或貧農團,領導秋收斗爭;

  3.組織成千上萬的割谷隊,收割赤區邊界的谷子,另由青壯年數十人乃至數百人組織割谷隊,沿途匯集群眾去割白區豪紳地主的谷子,所割之谷分給參加割谷的白區貧苦農民;

  4.大隊割谷時,必須有武裝向敵人進攻,以作掩護;

  5.蘇維埃政府要領導武裝去割谷,縣蘇維埃政府機關留1人在家,其余均領導這一工作。

  【《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關于割谷問題通令》(1931年8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1985年版,第105-106頁。】

  最后,減免農業稅收,發放農業貸款。土地分配后,土地更加分散,許多農戶都面臨著缺少耕牛、農具和種子的困難。為此,根據地各級政府在財政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實行對貧苦農民免征或減收農業稅。同時克服困難,盡量擠出資金,發放農業貸款,幫助農民解決生產資金不足的困難。1930年9月,鄂豫皖蘇區政府改征發制為實行農業累進稅,除每個農戶平均每人自留5石谷外,對超出5石的部分方予以征收。累進的方法,以每石谷征5升起逐漸累進,規定除對貧雇農免稅外,凡有犧牲的紅軍家屬完全免收,遭到意外災害的群眾可以免收或減收。同時,通過蘇區銀行、鄉互濟會和合作社,以低息或無息發放貸款,幫助農民添置生產資料。蘇區政府還特別頒布法令,嚴禁無故宰殺耕牛,并設立耕牛調劑站,盡量緩解農民缺少耕牛的困難。為了促進農業生產,蘇維埃政府發出布告,明確指出:“工農銀行是供給群眾低利貸款的機關,他于群眾的利益應該是非常之大。銀行的作用如果大起來了,工農群眾的借貸就特別方便,蘇區經濟更易于發展。”【《鄂豫皖蘇維埃政府布告第十二號——實行二次蘇代會財政經濟政策運動周》(1931年8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110頁。】在鄂豫皖省第三次擴大會議上,兼任蘇維埃銀行行長的鄭位三指出:根據地物資被土匪破壞了很多,我們要復興起來,把群眾的耕牛、鋤、耙、風車等類的問題解決好……糧食、耕牛、器具、鍋碗等都可采用借貸辦法……借貸關系好,群眾生活就方便多了。為此,根據地銀行每逢耕種季節或青黃不接關頭,總要設法擠出一些資金來發放農業貸款,主要發放對象是農民,特別是貧農,其次是從事農產品加工的各種手工業小作坊。貸款種類分為耕牛貸款、農具貸款、種子貸款、口糧貸款、農產品加工貸款等。

  第二,發展工業和手工業。

  首先是軍用工業。軍事工業是武裝斗爭所必須的物質基礎,是蘇區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以大別山為中心的鄂豫皖蘇區,在黃安縣七里坪、潭河、箭廠河、華家河,陂安南縣廟家垸,羅田縣城關,黃梅縣洪家樓,麻城縣西張店,英山縣賀家橋,商城縣新灣,光山縣新集等地,均在不同時間創辦過兵工廠或修械所;在黃安縣葉家河、大臺山,麻城縣西張店以及金家寨等地,則先后開辦過被服廠和縫紉廠。

  鄂豫皖兵工廠的全稱為鄂豫皖蘇區軍事委員會兵工廠。其前身是1930年春由柴山堡一帶幾個修械小組合并建立的鄂豫邊兵工廠。同年4月改名為鄂豫皖兵工廠。最初設廠于光山縣佛爾寺,有工人60余名,只能修理撇把子槍等簡單槍械。1931年9月,紅軍攻占打油尖山寨,繳獲小型制炮廠一座,工廠規模隨之擴大,工人增加至百余名。每日可生產撇把子槍4支,漢陽造、六輪槍、八響槍等數支,子彈百余發,修理槍支10余支,打造刀矛三四十把。不久,該廠遷至黃安縣紫云區熊家嘴村,并在黃安城關、光山徐家畈、麻城、陂孝北縣等處設立分廠。隨后,因根據地環境變化,該廠又遷至柴山堡王灣村。到1932年10月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工廠解散為止,共生產撇把子槍2000余支,漢陽造步槍1800余支,以及大批子彈、刀矛等。

  紅山兵工廠1931年8月創辦于紅山縣(今英山)賀家橋鴨掌村。開辦初期規模很小,設備簡陋,僅有工人30余名。后逐漸擴大,工人增至90余名,有機床3部,爐子10個,每日可生產子彈100-120發,撇把子槍三四十支,大刀、長矛數十把,修理槍械10余支。所產武器除供應紅山、太湖、羅田、蘄春等縣的地方武裝外,還供赤衛隊和蘇維埃工作人員使用。

  鄂豫皖縫紉廠前身為1929年創辦于黃安縣紫云區黃谷畈的紅軍被服廠,1931年更名,使用縫紉機生產,并發展為一個總廠4個分廠,共有工人七八百人,主要生產軍衣、軍被、軍鞋、軍帽、綁腿等。

  紅山被服廠1931年創辦,有縫紉機8架。工人少時30余人,多時80余人,分為裁工、手工、車工等工種。每日可生產軍服100套、綁腿40副、軍帽25頂、子彈帶100余條。

  其次是民用工業。民用工業方面,分別由蘇維埃政府、集體和個人經營,主要是服務于蘇區生產、生活的各種手工業工廠和小作坊,行業因地而異,種類較多。在鄂豫皖蘇區,由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經營的民用工業有制鹽廠、造紙廠、五金制造廠、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造船廠、農具廠、榨油廠、卷煙廠等;由集體和個人經營的有縫紉、木器、竹篾、鐵器、榨油、造紙、制陶、印染、制粉、豆腐等手工業工廠和作坊。

  在蘇區民用工業各廠礦中,較具規模者有鄂豫皖蘇區的五一模范工廠、紅日印刷廠等。

  五一模范工廠前身為鄂豫皖縫紉廠,廠址設于新集洞下坪,直屬鄂豫皖省委領導,有工人300余名,70%以上是女工。計有織布機30余部、縫紉機18臺,內設織布、印染、縫紉等車間及總務股、采購股等機構,主要產品為咔嘰布、棉布和紗布等。

  紅日印刷廠位于商城縣湯家匯,以原商城開明紳士周雁賓開辦的文明石印館3部石印機為基礎創辦,隸屬商城縣蘇維埃政府。最初僅有8個工人,負責印刷中共商城縣委《紅日報》。隨著印刷業務不斷增加,陸續從民間收集印刷設備,工人增加到20余人。除繼續印刷《紅日報》外,印刷廠還承印蘇維埃政府的各種文件、宣傳品及根據地的小學課本。

  另外還有手工業。手工業生產在蘇區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蘇區所需要的生活和生產資料80%以上來自手工業,因而蘇區政府大多按照產品門類和自愿的原則,成立了榨油、卷煙、制陶、農具、漁具、編織、篾器等集體生產合作社,生產群眾日常的生活用品和勞動資料。為了組織零散工人及個體手工業者發展生產,蘇區政府鼓勵廣大手工業者根據自己的特長和本地資源,從事打線、制革、印染、磨面、壓面、造傘、制筆、燒窯、燒木炭、打斗笠等手工業生產,并允許少量雇工,提倡合作社與手工業者簽訂合同,提供資金,包銷產品。合作社的分配形式,或按勞分配發給工資,或按股分配,較少限制,以利其發展。

  蘇區工業和手工業的恢復、發展,對于支持革命戰爭、改善根據地軍民生活、活躍根據地經濟、改變蘇區工業的落后狀況,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恢復和發展商業貿易,發展合作經濟和私營經濟。

  以大別山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十分重視發展對外貿易。1931年2月,中共鄂豫皖特委擴大會議提出:“放任對外貿易,并設法專門幫助絲、茶、藥等物之運出”,“原料與藥品及軍械要建立特別的組織來輸入”【《中共鄂豫皖特委擴大會議決議》(1931年2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1985年版,第236頁。】。為此,各蘇區采取了以下措施:(一)設立對外貿易機構。1930年,鄂豫皖蘇區便成立了經濟公社,由蘇維埃政府財委會直接領導,對白區的貿易由經濟公社負責。(二)派遣工作組、特務隊到白區建立秘密聯絡點,負責購銷各種商品和物資。(三)由蘇維埃政府武裝護送和接運私商進出蘇區邊界,運輸赤白兩地物資。由于采取上述措施,蘇區對外貿易一度十分活躍。麻城縣蘇維埃政府曾將全縣60余名私商分成若干小組,從麻城運出羊皮、木梓油、豬皮、豬鬃等土特產品到武漢出售,再從武漢購進食鹽、布匹、藥品、紗布、文具及軍械運回蘇區。這些措施對于打破經濟封鎖、保障紅軍供給、繁榮根據地商業貿易,曾發揮過顯著作用。

  與此同時,集體經濟也得到較快的發展。集體經濟主要指蘇區一種新型的商業組織合作社,由具備一定條件的群眾集股組成,是蘇區群眾自己的集體經濟組織,在蘇區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黃安縣七里區下屬13個鄉,每鄉都有一個合作社;紫云區的合作社不僅發展得普遍,而且辦得早,1929年成立區合作社,下屬9個鄉,每鄉都有合作社,“鄉以下還設有村合作社”。在箭廠河開辦的消費合作社,原名“十美公雜貨店”,由10家集資開辦。在英山,1931年在祠堂鋪、蚌殼地、孔家坊、福堂畈、黃泥崗、西湯河、陶家坊、竹坳亭等地都先后辦起了合作社。麻城西張店街上的第四合作社直接歸鄂豫皖省蘇維埃領導,因而“內部貨物齊全”。經濟公社和合作社的貨物售價一般低于私營店鋪,群眾還可賒賬或用土特產以貨易貨。合作社利潤率多在2%左右,贏利歸集體所有,年終按股分紅。

  私營經濟在蘇區也得到一定的發展。盡管蘇區公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的建立對活躍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受到客觀環境和人力、財力的限制,仍遠遠無法滿足根據地軍民的需要,發展私營商業在各根據地創建之初普遍受到重視。針對蘇區私營商業一度普遍受到沖擊和限制的狀況,1929年6月鄂東北各縣第二次聯席會議通過的《臨時政綱》明確規定:中小商人有營業自由權,得享其資本企業。同年12月,中共鄂豫邊第一次代表大會又作出了對豪紳地主的商店不沒收,絕對禁止對大商人攤派的規定。由于得到蘇維埃政府的政策保護,私營商業在蘇區得以保留,并在有些地區還相對活躍,成為蘇區公營和集體商業的重要補充。私營商業主要是經營食糖、火柴、針線、文具等一般生活用品,貨源可從國營商店批發,但主要是經蘇維埃政府批準從白區購進。資金不足的中小商人還可先在國營商店提貨,待貨物出售再結賬。由于受到“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蘇區的私營經濟曾出現嚴重偏差,中小商人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1931年初,鄂豫皖中央分局發出第七號通告,雖一再強調要反對富農,但仍規定富農的錢不能隨便沒收,“做生意小販,只要遵守蘇維埃的法令稅章,也不得沒收其資本”。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在給黃安縣蘇維埃政府的指示信中,要求“糾正第三區不要富農做生意的錯誤(只要它遵守蘇維埃的法令可以做生意)。反對抑制糧食價”。然而這些糾“左”措施,由于受到中央“左”的錯誤不斷干擾,很難貫徹執行,致使進入1932年后,蘇區的經濟不斷惡化。這應該是紅軍主力后來西征的主要原因。

  第四,創建蘇區的財政金融。

  為了使有限的財力最大限度地為革命戰爭和根據地建設服務,蘇區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建立和健全各級財政機構和財政管理制度,實行嚴格的財政紀律,大力開展節約運動,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一是建立和健全各級財政機構。在鄂豫皖各級蘇維埃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下,均設有會計科、設計科、建設科和稅務局等管理財政的機構。其中會計科負責管理財政收支、審查財政賬目、制定預決算。設計科負責制定各種財政經濟計劃和條例。建設科負責蘇區各項建設。稅務局則負責征收各種稅款。各級財政經濟委員會還必須接受同級工農監察委員會的監督。二是建立和健全財政管理制度。蘇維埃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規定,實行統一集中的原則,一切財政事項必須統一到財政經濟委員會,反對各自為政的現象。沒有法令上的規定和財委會的委托,個人或組織不得隨意開支或取款、領款。財政上的權力集中到省蘇維埃政府財委會,下級財委會服從上級財委會。三是實行必要的財政紀律。為了管理好財政,各級蘇維埃政府提倡節儉,反對浪費,制裁貪污。鄂豫邊各縣蘇維埃聯席會議曾議決:“絕對反對浪費金錢”,“嚴禁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拿公家的款項濫吃濫喝”,“如發現一元至三元經濟不清者,受書面警告,三至十元者,即受革命紀律處分”【《鄂豫邊各縣蘇維埃聯席會議決議案》(1929年),轉引自李良明、田子渝、曾成貴主編,曾成貴、徐凱希著:《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24頁。】。鄂豫皖蘇區對機關工作人員伙食津貼規定每人每天不得超過1角,要求“蘇維埃工作人員生活最高限度不能超過農民水平”。1931年8月,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發出《集中財政,注意節約》的通令,規定各機關團體不得用好油光紙扎花彩,不得用好紙糊墻,不得用洋燭,盡量用油燈,不得亮燈睡覺等。禁止用公款買自來水筆、手電筒,哪怕是一張紙也不能浪費。四是開展群眾性的節約運動。糧食是蘇區軍民賴以生存的重要物資,也是保障革命戰爭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根據地黨和政府十分重視節省糧食,以減少財政支出,多次開展糧食運動周,號召廣大群眾開展每家每日節省1合米的活動。

  隨著蘇區社會經濟生活的迅速變化,蘇區金融事業逐步發展起來。1930年后,各蘇區相繼創辦銀行,擔負發行貨幣、融通資金、支援蘇區建設、服務革命戰爭的繁重任務。在鄂豫皖蘇區,有鄂豫皖特區蘇維埃銀行(1931年7月開辦,鄭位三任行長,1932年更名為鄂豫皖省蘇維埃銀行)、皖西北蘇維埃銀行(1931年5月開辦)、鄂豫皖省蘇維埃工農銀行(1931年秋開辦)、鄂東工農銀行(1932年開辦)。蘇區各銀行成立伊始,相繼印鑄和發行紙幣、布幣、銀幣、銅幣等各種蘇區貨幣,分別流通于發行銀行所在蘇區。同時禁止此前發行的“中央票”“交通票”以及中南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等商業銀行紙幣進入流通領域。但此類紙幣可拿到蘇維埃銀行兌換為蘇區貨幣。據不完全統計,僅鄂豫皖特區蘇維埃銀行就發行了與銀元同等價值的13種銀幣券。該行更名為鄂豫皖省蘇維埃銀行后,又發行了面額為“壹圓”、每枚重七錢二分、成色為88%的銀幣,以及面額為“壹角”“貳角”“伍角”的銀幣券。其中“壹圓”銀幣正面上方為“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工農銀行”“一九三二年造”字樣,中間為“壹圓”,背面上方為“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字樣,正中鐫刻有“地球和鐮刀、錘子”圖案。皖西北蘇維埃銀行則先后發行了面額為“壹圓”“伍圓”“貳角”的銀幣券。(見下表)

  鄂豫皖蘇維埃銀行發行貨幣一覽表

  貨幣名稱 1931年 1932年

  鄂豫皖特區蘇維埃銀行銀幣券 l元

  鄂豫皖區蘇維埃銀行銀幣券 l元、5角

  鄂豫皖省蘇維埃銀行銀幣券 1元、5角 1元

  經濟公社銅元票 2串文2種

  鄂豫皖省政府工農銀行銀幣券 l元 1元、5角、2角

  皖西北特(道)區蘇維埃銀行銀幣券 5元、2元 1元、2角

  鄂豫皖特區蘇維埃銀行銀元 1元

  皖西北道區蘇維埃銀行銀元、銀幣 1元、5角

  皖西北道區蘇維埃銀行銅幣 100、50文、2串文

  皖西北道區蘇維埃政府銅輔幣 100、50、30文

  皖西北道區蘇維埃政府銅輔幣 50文

  赤城縣蘇維埃銀行銀元、銅輔幣 1元、銅幣

  蘇區銀行建立后,積極開展了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等業務。存款的來源主要是戰場上收繳的金銀和各種貨幣,沒收和征收地主豪紳、富商大戶的錢款,政府稅收款以及公營商業的銷售款等。貸款對象除軍械、軍需工業外,遍布蘇區各地的縫紉、竹器、木器、榨油、染紗、鐵棚、紙棚、鍋廠、紡織、卷煙、鹽廠、窯廠、小五金等民間作坊和經濟公社組織的合作小廠,也受到一定的關注,被列為發放生產和經營貸款的對象,從而活躍了蘇區經濟。

  (四)社會建設

  第一,文化建設。

  鄂豫皖省蘇維埃有文教委員會,縣有文教科,區有文教股,村有文化委員。文化宣傳始終是整個蘇區革命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多種形式開展的蘇區文化工作,成為鞏固蘇維埃政權、支援革命戰爭的有效武器。蘇區文娛活動的形式多種多樣,內容豐言多彩。來自不同渠道的蘇區文藝工作者,采用演花鼓戲、柳子戲、三棒鼓、蓮花落、敲碟子、打蓮湘、道情、漁鼓、高蹺、龍燈、采蓮船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配以新的唱詞,深受蘇區軍民的歡迎。在隨軍宣傳方面,蘇區宣傳隊的戰時鼓動作用更加明顯。每當紅軍游擊隊奪取一地,宣傳隊立即就地搭臺,先由樂隊吹打,吸引群眾,待人群聚集起來便開始宣傳。或發表演說,或教唱革命歌曲,或演出短小節目,主要是宣傳革命道理和黨的方針政策,反映紅軍戰士和赤衛隊的英勇事跡。有時宣傳結束,還將部分糧食、衣物等戰利品當場分發給貧苦農民。蘇區群眾有時還與紅軍舉行聯歡會,慶祝紅軍作戰的勝利。

  文化活動和宣傳教育緊密結合,是蘇區文化建設的重要特點。標語、傳單和漫畫是宣傳工具,也是文化活動的載體。蘇區宣傳隊、演講隊、粉筆隊、采用多種形式來擴大宣傳效果。或將標語、傳單和漫畫直接貼、畫在墻壁上,或將書寫了標語、歌謠的木板竹片放入水中,使之漂浮至白區;有時更直接派人到白區散發傳單,張貼標語。一方面宣傳發動群眾,另一方面瓦解敵軍士氣。此種文字宣傳,內容簡單,效果很好。1931年黃安戰役期間,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專門發出《為動員廣大群眾,加緊政治工作,促進敵人瓦解,圍下黃安城》的緊急通告,并印制了大量傳單、布告,由“列寧號”飛機直接在黃安城上散發,為紅軍最后奪取黃安城起到了瓦解敵軍士氣的作用。

  革命歌謠、歌曲的創造和傳唱是蘇區文化活動獨具特色的組成部分,深受廣大軍民的喜愛和重視,有“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號,革命口號不如革命歌謠”之說。紅色歌謠、革命標語和傳單,構成蘇區宣傳工作的主體。為了充分發揮紅色歌謠的革命動員作用,1929年6月,中共鄂東北各縣第二次聯席會議即指出:“歌謠在農民群眾中有很大的宣傳作用,應使其普及。”伴隨著創造、演唱革命歌謠熱潮的興起,群眾性歌詠成為蘇區最普及的文化活動,極大地鼓舞了蘇區軍民的革命熱情,并涌現出《發動歌》《土地革命歌》《蘇區處處見太陽》《送郎當紅軍》《八月桂花遍地開》《十二月窮人歌》《槍會革命歌》《兵變歌》等膾炙人口、經久不衰的紅色民歌。

  報刊是蘇區黨和政府采用的重要文化宣傳形式,無論是地方蘇維埃政府,還是紅軍部隊,大多創辦了各種報刊。僅鄂豫皖蘇區先后創辦的報刊計有30余種,包括中共鄂東特委主辦的《英特納雄耐爾》、鄂豫皖特委主辦的《列寧周報》和《黨的生活》、鄂豫皖特區蘇維埃主辦的《蘇維埃》、鄂豫皖中央分局主辦的《列寧三日刊》、軍委政治部主辦的《紅色戰士》《紅軍生活》和《紅軍黨的生活》、軍委辦的《消息匯報》等。1932年鄂豫皖省委成立后,又將《列寧周報》改為省委機關報,并增辦《紅旗》。各群眾團體組織也辦有自己的報刊,如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主辦的《少年先鋒》、分局兒童局主辦的《赤色兒童》、皖西北特區蘇維埃政府婦女委員會主辦的《盧森堡》等。地方黨委和蘇維埃政府主辦的報刊更多,如黃安縣委主辦的《群眾》、麻城縣委的《戰斗》、孝感縣委的《火線》、商城縣委的《咆哮》、赤城縣委的《紅日》等。

  此外,蘇區黨和政府還千方百計購買或刊印各種革命書籍,《共產黨宣言》《社會意識大綱》《資本論》《列寧主義》《法國巴黎公社》《馬克思》《列寧》《蘇俄十月革命感想》和本地刊印的《洪湖漁歌》《紅色政權的憲法大綱》《土改法》《紅軍讀本》《列寧小學課本》等數十種書籍出售,大大豐富了蘇區軍民的精神生活。

  為了活躍蘇區的文化生活,加強服務于革命戰爭的宣傳活動,蘇區各地還建立了圖書館、閱覽室、通俗講演所,幾乎每個村鎮都設有列寧室(俱樂部),作為召開群眾大會和開展群眾文化娛樂的場所;地方紅軍和主力部隊則在駐地或宿營地及其周邊書寫標語,傳唱革命歌曲,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民間文藝形式,宣傳群眾,發動群眾;同時大多組建了專業或業余劇團、樂隊以及士兵俱樂部、游藝室,配備有網球、足球、琴、棋等娛樂設備,組織群眾和紅軍官兵開展文娛活動。紅軍中以師為單位設俱樂部,以連為單位設列寧室,負責開展文化娛樂教育工作。同時在團以上成立有宣傳隊,行軍時鼓舞士氣,作戰時火線喊話,瓦解敵軍,到達駐地則書寫標語口號,與當地群眾聯歡。此外,在鄂豫皖等蘇區,新劇團和音樂隊十分活躍。新劇團自編自演的新戲,如《共產黨進城》《解朗輝殉難》《送夫當紅軍》《十恨民團》等,頗受歡迎。音樂隊則由政府發給統一服裝,配備有小銅鼓、大鼓、三角鈴、笛和銅號等樂器,經常配合宣傳隊外出宣傳,凡有節慶或蘇維埃政府成立,都要請樂隊去演奏。

  蘇區文化事業的興辦,普遍提高了工農群眾的政治覺悟,民間文化生活為之一變。過去的善男信女,“現在不再相信菩薩了,他們是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了”。俱樂部、閱覽室等公共文化場所,“都高懸列寧和馬克思的畫像,就是在農民家中,許多從前是供奉菩薩的,現在都是被列寧、馬克思驅逐出去了”【通訊:《鄂豫皖蘇區實況》,《紅旗周報》1931年4月6日,第4期第4版。】。

  第二,教育事業。

  1931年7月,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明確指出:“只有工農自己的蘇維埃能夠發展真正廣大的文化教育工作,去為廣大工農群眾謀利益。依靠革命的偉大創造力,我們要在革命戰爭的創造中,去創造鄂豫皖蘇區的文化教育工作。”【《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關于文化教育政策》(1931年7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31頁。】8月,鄂豫皖區赤色教師學生代表大會進一步提出:“蘇維埃的文化教育,是要廣大工農得到教育的權利和機會……蘇維埃的文化教育必須是建筑在廣大工農群眾身上,為培養革命的工人干部,盡量提高他們的文化知識,使他們偉大的創造能力和新的思想盡量發展,以完成整個革命任務。”【《鄂豫皖區赤色教師學生代表大會決議案》(1931年8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39頁。】

  為了發展蘇區教育事業,中共中央在此期間先后委派熊瑾玎、謝覺哉、成仿吾等前來湘鄂西、鄂豫皖等蘇區,領導和組織蘇區的文化教育工作。根據地各級政府則大多設立有文化教育等專門機構,制定了發展蘇區文教事業計劃及政策,形成了多層次、多規格的教育結構。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蘇維埃臨時組織大綱》規定:特區政府、縣政府、區政府、鄉政府下設文化教育委員會,辦理文化教育事宜。蘇區教育工作的任務,主要是提高廣大軍民的階級意識和文化知識,“造就蘇維埃政府各方面所需要的人才”。為此,主要開展了普及小學教育和工農業余教育。

  在普通小學教育方面,鄂豫邊蘇區除在縣城設立列寧中學或馬克思中學外,在農村則普遍建立列寧小學,隸屬當地蘇維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領導。省、縣文委會均配備一定數量的巡視員,對學校工作進行指導。學校教育行政則由各校校務委員會負責,校務委員會由校長、教務主任、訓育主任、事務主任及學生代表1人組成。大多利用祠堂廟宇作教室,用土坯和木板搭成桌椅。學制一般為5年,初小3年,高小2年。學生年齡在6歲至20歲之間。課程設置包括國語、算術、自然常識、政治常識、體育、美術、唱歌等。根據教育“要政治化”“要生產化”的方針,各學校既注重向學生傳授文化知識,又注意向他們灌輸革命思想。同時要求學生參加學校公田的勞動,以培養熱愛勞動的品德。很多學校還增設軍事教育課程,要求學生學會站崗放哨,掌握一定的軍事技能。蘇區的普通小學教育成績顯著。據不完全統計,1930年僅麻城縣在校小學生有3萬名左右。

  工農業余教育主要任務是掃盲。為適應蘇區工農群眾的要求及客觀環境,主要采取開辦工余學校、夜校、冬學、識字班以及開展識字運動等形式。夜校學生多為成年男女,學習任務主要是識字、習字和學習政治常識、生產常識,所需燈油、課本、文具、紙張等費用,全部由當地政府津貼。冬學是利用冬季農閑組織工農群眾學習,學習內容與夜校相同,包括常識、蘇維埃法令、共產主義、習字等課程。識字班的任務是識字。識字運動則是在各地識字委員會領導下,發給《工農讀本》,采用群眾性的識字運動周等形式,動員工農群眾參加識字。這使鄂豫皖蘇區識字的人數比以前增加45%-50%。【通訊:《鄂豫皖蘇區實況》,《紅旗周報》1931年4月6日,第4期第4版。】1932年1月,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發出《識字運動周宣言》,提出了“工農每天至少要學一個字”的號召。據不完全統計,鄂豫皖蘇區各縣參加識字教育的工農群眾有30余萬人,其中婦女占65%左右。

  除此之外,鄂豫皖蘇區還開辦了農業、財政經濟、衛生等職業學校。

  第三,衛生事業。

  蘇區衛生事業以紅軍醫療衛生為主體。為了應付長期殘酷的戰爭,解決救死扶傷和保持部隊戰斗力問題,衛生事業受到蘇區黨和政府的重視。

  在鄂豫皖蘇區,1929年5月紅軍醫院初創,條件異常簡陋,沒有病房,實為醫務所。其后醫院不斷擴充,到1930年4月遷至檀樹崗王家沖時已初具規模,改名為紅軍總醫院。隨后又遷至箭廠河,陸續在光山等地下設6個分院和1個中醫院,中西醫結合,共有醫生50余人,床位500余張,可以施行腦外科和截肢等手術。1931年11月改名為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隨著紅軍和蘇區的擴大,紅軍醫院得到更大的發展。除鄂東和皖西兩個總醫院外,還在潘家河、新集、大塔院、七里坪、六安、霍山、霍丘等地建立分院和衛生所。

  在艱苦的戰爭條件下,鄂豫皖蘇區的紅軍醫院大多開辦在農村的祠堂、廟宇和農民家中,設備極為筒陋,醫生和藥品的來源都十分困難。蘇區通過舉辦紅色醫務訓練班,創辦《顯微鏡》衛生報等方式,培養了一些醫務人員,看護人員則均為農村姑娘。除了千方百計從白區搞回藥品外,紅軍醫院還利用鄂豫皖蘇區豐富的中草藥資源,自制了許多藥品,醫治和護理了一批又一批的傷病員。為了方便邊遠農村群眾就醫,蘇區黨組織和政府還在遠離紅軍醫院的大悟、英山等地設立普通醫院,專門為群眾服務,收取低廉的費用。為了普及衛生知識,蘇區政府還開展了反對封建迷信活動,提倡有病就醫,宣傳防病治病基本常識;厲行衛生運動,定期進行衛生檢查和大力糾正婚姻的紊亂狀況。

  蘇維埃政府針對群眾尚未養成講究衛生的習慣,疾病頗多,沙眼、疤頭、癩頭、聾啞到處可見的情況,要求在全區“特別的開始厲行衛生運動”。蘇區宣傳一般醫療衛生知識,進行大規模的環境衛生打掃。衛生檢查由衛生局(衛生委員)直接負責,檢查項目包括飲食、環境乃至個人衛生習慣。被檢查的對象既有機關團體,也有鄉村農舍。對問題突出的單位、鄉村和個人給予必要的指導,對其中問題嚴重而又屢教不改者,予以必要的處罰。

  在各級蘇維埃政府的組織下,蘇區通過開展大掃除運動和衛生檢查,不斷提高衛生水平。蘇區醫療衛生事業的創辦,改變了原來的落后狀況,為醫治蘇區軍民的傷病,普及醫療衛生知識,提高廣大軍民的健康水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四,移風易俗。

  馬列主義認為,沒有廣大婦女參加革命,革命是不會成功的。因此,加緊蘇區的婦女工作,動員廣大勞動婦女參加到保衛蘇維埃的斗爭之中,是保障革命戰爭勝利的極重要條件。雖然革命提高了婦女的政治地位,但是,當地許多陋習仍然嚴重存在,新舊沖突時有發生。如蘇區婚姻法令禁止童養媳,但在黃安、麻城、光山等地還有這種習俗(新蘇區當然更多),并且家庭還干涉她們參加一切革命工作。

  蘇區婚姻方面的這些問題,不能不引起蘇區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為了盡快糾正婚姻的無政府狀態,1931年7月召開的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專門規定了婚姻登記制度,要求在各級蘇維埃政府內務委員會下設婚姻登記處,負責婚姻登記。大會通過的《婚姻問題決議案》指出:“中國社會存在著很濃厚的封建殘余,特別現在男女婚姻問題上面,強迫婚姻,父母代訂婚姻,一夫多妻,童養媳,買賣婚姻,蓄婢,強迫守寡,虐待私生子,重男輕女,等等,長期統治著男女婚姻關系。”對此種種婚俗陋習,大會宣布一律予以廢除,并具體規定了結婚的年齡和條件:“凡男子在十八歲以上,女子在十七歲以上,經雙方同意自愿結婚者,婚姻登記處隨時準其登記自由結婚。但未滿此年齡之男女,(或已婚男女)未經相當之離婚手續,或男子一方患有梅毒等病癥者,概不準登記。”“廢除娼妓制,蘇維埃對于娼妓得實行強迫勞役,對于嫖客得處罰和逮捕,尤嚴禁蘇維埃政權下一切工作人員狎妓宿妓行為。”【《婚姻問題決議案》(1931年7月),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8,1983年版,第175頁。】

  纏足是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殘害和束縛婦女身心的一種陋習,也是社會經濟水平低下、封建積習深重在婦女身上的典型表現。為了取消這種摧殘廣大婦女身心健康的封建陋習,蘇區婦女會大力推進有關放足的宣傳,使農婦了解放足的必要和纏足的危害,幫助她們自覺糾正纏足、穿耳、束胸等陋習。此外,鄂豫皖蘇維埃政府還在禁煙禁賭方面采取嚴厲措施。對屢教不改者,除沒收賭具煙具外,還由兒童團負責游街示眾。

  蘇區各項社會事業的開展,使得蘇區成為自由、平等、光明的新天地。

  結語

  正因為鄂豫皖蘇區政府處處為民,加之黨、經濟、社會等各項事業有效開展,所以黨和紅軍深得人民群眾的擁護。人民群眾自愿向紅軍提供各種生活物資,為紅軍作戰提供后勤保障,通過各種方式支持蘇維埃革命事業。僅1931年5月8日這一天,鄂豫皖根據地農民捐獻給紅軍的糧食就有411.01石(每石125公斤)、大洋225.5元、銅元112.22萬文、鞋襪4萬余雙,以及大量的肉、蛋、面粉、餅干等食品。正如1931年1月《中共鄂豫邊特委綜合報告》中所指出的:

  現在一般群眾對紅軍的認識,都認為是自己的武裝,所以紅軍到某一處,群眾結隊成群去慰問,送東西、鞋子給紅軍的異常熱烈……紅軍在赤區吃飯,都是蘇維埃內農民擔負,醫院傷兵的衣服、被臥、吃的都是蘇維埃擔任。輸送紅軍東西及傷兵,沿路設有交通站、運輸隊(只是輸送工作太多,群眾感覺麻煩)。醫院傷兵吃的糕、果等物都是群眾送去的,堆積吃不光。【《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2冊,第160頁。】

  蘇區農民除了踴躍參加紅軍和積極支援紅軍作戰外,更多的參加了赤衛隊和少先隊,擔負起保衛后方的任務。平時,他們站崗放哨,維持根據地的社會治安;戰時則組成運輸隊、擔架隊、洗衣隊、補衣隊、慰問隊、宣傳隊等,為紅軍運送彈藥,看護和運送傷兵;危急時刻更要拿起武器直接參加戰斗,配合紅軍共同抗擊敵人。

  綜上所述,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期間,在政權建設、黨的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等方面,都有比較豐富的實踐,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這些歷史經驗雖然是初步的,在今天看來也非常一般,但它畢竟是我們黨在歷史上自己創造的,不僅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此我們應該百倍的珍惜它,以之為今天的鏡鑒。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s Partial Ruling in the Hubei,

  Henan and Anhui Soviet Areas

  Li Liangming

  Abstract:The Chinese Soviet regime was found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In June 1930, the First Congress of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was held in the Hubei-Henan-Anhui Border Region,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CPC's partial ruling in the Hubei, Henan and Anhui Soviet Areas. During the partial ruling of the Hubei, Henan and Anhui Soviet Areas, the party has accumulated rich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mplement the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stick to the rule for the people. In the Party building, we should lay emphasis on reinforcing the construction on ideology, organization, discipline and style of work.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we should restore and develop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hift the focus of rural work from fighting local tyrants to production, reduce and exempt agricultural taxes, issue agricultural loans, develop industrial and handicraft production, restore and develop commercial trade, and create Soviet financial service. In social construc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mbine cultural activities with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pay attention to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popularize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health undertakings and customs. Although these experiences were preliminary, they were created by the Party itself in the Hubei, Henan and Anhui Soviet Areas. They are not only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the Hubei, Henan and Anhui Soviet Areas; partial rul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標簽 - 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歷史經驗
網站編輯 - 張芯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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