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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陜蘇區時期鄉村干部的選拔·淘汰機制探析

2019年02月12日 15:28:50
來源: 《蘇區研究》 作者: 何志明

  提要:作為一種全新的政權組織形式,川陜蘇區建立伊始即面臨著嚴重的干部荒。為了迅速恢復秩序并汲取社會資源,蘇區建政之初采取了從舊人員和鄉村邊緣人群中吸收鄉村干部的權宜之計。迫于生存壓力,蘇區政權建設呈現了明顯的軍事化特征,尤其強調對于鄉村資源的汲取,特別是在分配土地與財產等方面。因關涉自身利益,這些鄉村干部往往表現為消極抵制或者貪污腐化,進而引發清洗與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在實踐中發現的貧農積極分子。然而隨著蘇區生存危機的加劇,往往又會出現新一輪干部清洗。這種頻繁的非常態干部流動體現了針對鄉村干部的選拔·淘汰機制。盡管這種機制的形成與蘇區面臨的生存壓力緊密相連,但極易造成蘇區基層干部資源的枯竭,進一步消解了蘇區的社會動員效能。

  關鍵詞:川陜蘇區;鄉村干部;選拔;動員職能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1.006

  作者簡介:何志明,男,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研究員,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歷史學博士。(四川成都 610207)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共產黨干部選拔任用標準演變及其經驗研究”(18BDJ054)

  自“八七”會議之后,中共開始不斷在中國南方發動武裝起義,并建立一種特殊的政權組織——“蘇維埃”,例如中央蘇區與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閩浙贛、閩鄂贛、川陜蘇區等。作為一種外來的政權形態,蘇維埃中的基層干部群體頗具研究價值。檢視學界既有相關成果,大都側重宣傳教育性質的干部工作經驗總結及其現實啟示,缺少學理層面的分析與探討。【筆者目力所及,僅有少數論著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參見何友良:《農村革命展開中的地方領導群體》,《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王才友:《土地革命的地方因應:以東固根據地分田運動為中心》,《開放時代》2011年第8期;楊東:《土地革命初期縣蘇維埃政府主席探究》,《蘇區研究》2016年第1期。】與縣蘇維埃主席一度幾乎來自知識分子群體不同,鄉與村一級蘇維埃政權中的干部群體始終呈現文化層次較低的特征。然而,作為地方精英,鄉村干部是連接蘇區政權與鄉村民眾之間的關鍵紐帶,肩負著政令傳達與資源汲取的重要使命,對于始終籠罩在生存危機下的蘇區來說極為重要。那么,這些鄉村干部究竟從何而來?他們的日常工作是什么?他們的流動與蘇區內外部環境之間有何關系?諸如此類的問題,既有相關研究較少論及。對此,筆者擬以川陜蘇區為研究對象,探討政權軍事化背景下鄉村干部的選拔·淘汰機制,【筆者曾對川陜蘇區的干部選拔問題有所涉及,但囿于主題,并未進一步分析鄉村干部群體流動時呈現的選拔·淘汰機制。參見何志明、李萬斌:《川陜蘇區史研究三題》,《蘇區研究》2017年第1期。】進而從“人”的角度,對蘇維埃政權進入川北地方社會后面臨的客觀遭際進行再審視。

  一、從哪里來:川陜蘇區建政初期的鄉村干部選拔

  1932年12月,放棄鄂豫皖蘇區西進的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并以通江縣為中心建立了川陜蘇區。為了建立正式的蘇維埃政權,1933年2月,川陜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通江縣城召開,通過了《川陜省蘇維埃臨時組織法大綱》,正式選舉產生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并逐級建立縣、區、鄉、村蘇維埃政權。【溫賢美編:《川陜革命根據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頁。】川陜蘇區時期先后在川北共建立了25個縣級蘇維埃政權,區蘇維埃政權160多個,鄉蘇維埃政權達到990多個。【唐敦教等:《川陜革命根據地斗爭史》,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頁。】“蘇維埃”,這種外來色彩濃厚的政權形式在中共的強力推動下進入了川北鄉村社會。

  根據制度設計,鄉和村蘇維埃為基層政權組織,全體選民通過選舉產生其執行委員會以及主席。盡管各蘇區都是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開展工作,但因其各自所處的內外部環境不同,對于鄉村蘇維埃的內部設置各有差異。中央蘇區早期通過的《蘇維埃組織法》中,具體規定了鄉一級蘇維埃權力結構的組成,設置五至七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及其常委會,下設主席、財政、赤衛、文化、糧食等委員,并未對村蘇維埃的設置做出具體規定。【《蘇維埃組織法》(1929年8月),江西省檔案館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頁。金一平(Ilpyong J.Kim)以位于中央蘇區的長岡鄉蘇維埃為例,敘述了中央蘇區鄉蘇維埃政權的內部機構、職能等,參見Ilpyong J.Kim,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 Kiangsi under the Sovie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p.167-175. 】但在川陜蘇區通過的《川陜省蘇維埃組織法》中,明確規定“村蘇維埃是蘇維埃的基本組織”,內設三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主席一人,委員二人;在鄉一級,執委會由主席以及土地、糧食、勞工、內務和裁判委員構成。【《川陜省蘇維埃組織法》(1933年9月16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3-156頁。】另外,蘇維埃基層政權中同時建立黨組織。因當時中共黨員人數與規模所限,主要設立于鄉一級,很少下延到村蘇維埃。值得注意的是,大革命時期出現的具有臨時鄉村政權性質的農民協會,在蘇區時期逐漸被取消,代之以貧農團等群眾組織,后者的職權主要是協助土改等工作。【1928年7月26日,中共中央發布指示:“在蘇維埃割據區域農民協會自然應當取消,因為蘇維埃即變成廣大群眾的政權組織”。 《中央關于城市農村工作指南》(1928年7月26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8頁。】

  蘇維埃制度在鄉村社會的建立與穩固,首先在于培養與選拔一大批新干部替代舊式政治精英。川陜蘇區自建立伊始就面臨著嚴重的干部荒,無奈之下曾一度向中共中央求助。【1933年9月9日,紅四方面軍致電中共中央,請求派遣得力工作人員前來。參見《紅四方面軍請求派工作干部來川等問題致中央電》(1933年9月9日),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等編:《川陜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集成》中,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01頁。】張國燾亦承認:“這個區域內的最大困難,就是缺乏干部。”【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香港明鏡月刊出版社1974年版,第1091頁。】這里的干部,主要是指縣級以上蘇維埃政權所需的負責干部,并不是廣大的鄉村干部。實際上,鄉村干部的需求數量遠大于這些干部群體。那么,怎樣發動農民積極加入到蘇維埃政權的干部隊伍中來呢?盡管徐向前回憶該地“群眾受壓迫剝削很重,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發動。”【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頁。】但是,正如美國學者摩爾針對中國鄉村社會狀況所指出的:“存在著革命條件并不意味著革命會自動爆發”。【[美]巴林頓·摩爾著,拓夫等譯:《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頁。】因為貧窮、壓迫與斗爭之間并不容易形成直接的邏輯聯系。在蘇維埃運動初期,貧苦農民往往表現得更多的是觀望、猶豫乃至權衡。這就需要中共發揮其社會動員的巨大優勢,推動貧苦農民踴躍投身其中,成為鄉村蘇維埃政權的重要力量。

  宣傳工作是紅四方面軍的一大優勢。為了將紅軍的政策主張宣傳到鄉村社會,在紅四方面軍進入通江縣城后,陸續抽調了數以千計的指戰員,組成工作隊,走村串戶進行宣傳動員。例如將通江縣按照部隊駐地劃分區域,以師為單位分片包干的方式,派出工作隊開展宣傳動員。【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146頁。】由于川北交通閉塞、經濟落后,大革命的浪潮尚未波及,民眾智識水平低下。據張國燾回憶:

  這里(即川陜蘇區——引者)的鄉下人沒有直接受過革命的洗禮,根本不知道共產黨和蘇維埃是怎么回事。他們不像鄂豫皖區的農民受過革命風云的鍛煉,他們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過國民革命,也不知道農民協會是怎么一回事。鄂豫皖區的農民大體還知道有一個中共中央領導他們革命,而這里的農民就不知道這一點。【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第1086頁。】

  可見,要讓當地民眾理解“蘇維埃”這個洋名詞的準確含義是困難的。為此,蘇區宣傳部門則將其轉換為淺顯易懂的“工農(的)政府”。【筆者發現了川陜省委宣傳部印發的一張名為《蘇維埃是工農的政府》的傳單,里面對“蘇維埃”一詞做出了簡單的解釋:“蘇維埃是各國運用的名字,簡稱工農政府,是各界的工農和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一致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共同的國際名字,并不是我國一國的專(用)名稱,英法意等一切國家內的工人農民都用這個名字”。參見川陜省委宣傳部:《蘇維埃是工農的政府》(時間不詳),四川省通江縣王坪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紀念館藏。】諸如此類的宣傳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效果,進而成為川陜蘇區的一大特色。【李萬斌、陳崗、何志明:《劉瑞龍與川陜蘇區宣傳工作成效簡論》,《中華文化論壇》2013年第6期,第112頁。】據報道,在川陜蘇區的動員下,“貧苦人民,爭相附和”。【《川戰停止赤禍又熾》,《盛京時報》1933年2月15日,第2版。】這無疑為蘇區提供了重要的干部來源。同時,中共“六大”通過的蘇維埃組織決議案對干部問題做了明確規定,要求從“工農積極分子”中選拔鄉村蘇維埃干部。【《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第391頁。】按照既定設計,選舉是蘇維埃政權的靈魂。【中共中央強調:“蘇維埃是直接之民眾政權,蘇維埃的組織必須經過群眾大會或代表會議選舉,絕對禁止黨部指派式之組織”。 《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第153頁。】但在建政初期,根本沒有實施選舉的內外部條件。因此,蘇區建政初期紅軍派出的工作隊、宣傳隊就發揮著物色積極分子、選拔鄉村干部的重要職能。以通江縣火石嶺鄉為例,首先由工作隊主持群眾大會,“大家提名推薦,最后用舉手表決通過,根據每個鄉、村干部的配備多少,舉手表決以票數多的當選。然后進行干部分工,再向群眾公布”。據時人回憶,“當時選干部的方法很簡單,稍微摸一下底,只要群眾通過就是干部”。【郭際富等編:《通江蘇維埃志》,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1-82頁。】然而這種簡單選舉的方式,在其他蘇區也同樣存在。據閩西蘇區報告,建政之初鄉村蘇維埃機關的干部,“大多數都由一哄而集的群眾會選出”。【《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政治決議案》(1929年7月),江西省檔案館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第119頁。】井岡山根據地同樣如此,軍隊派人到鄉村召開鄉民大會,選舉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對此,農民還誤認為“選出幾個人坐在機關里,就叫做蘇維埃”。【《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9頁。】

  此外,川陜蘇區鄉村干部還有一種特殊的選拔方式,即農民自發起來組織蘇維埃并擔任鄉村干部。此時川陜蘇區處于新舊政權的過渡階段,不少鄉村一時為政治真空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農民積極分子甚至自發組織起來建立鄉、村蘇維埃。例如通江縣土門鄉的侯禮堂回憶,他當時聽聞不少鄉都建立了蘇維埃,然后就聯系另一個積極分子謝運興,在征得附近紅軍同意后,他們就找了十多個人,“成立了土門鄉蘇維埃”,謝云興為主席,他則為經濟委員。【郭際富等編:《通江蘇維埃志》,第82頁。】這種自發組建蘇維埃鄉村政權的群體,對于“蘇維埃”一詞并無實質性的理解,他們往往是一些鄉村邊緣人,他們有閑有膽且無產,敢打敢沖,在實際工作中極易得到工作隊的賞識。

  總體而言,蘇區建政初期鄉村干部的選拔體現了方式隨意性、時機偶然性以及來源龐雜性等特征。這種簡易的選拔方式是由迫在眉睫的建政任務所決定。按照中共的階級劃分原則,鄉村社會成員的財富擁有狀況與政治權利是呈反比例關系的。地主、富農等人并無擔任鄉村蘇維埃干部的資格,而那些鄉村邊緣人物,例如無業游民、流氓無產者等,卻擁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為了盡快恢復社會秩序和保證資源汲取,在川陜蘇區的建政初期階段往往會選拔一些舊式鄉村精英(例如保甲長)和邊緣群體進入鄉村干部隊伍。例如軍隊派出的工作隊在鄉村宣傳動員時選拔積極分子的標準是“工農、工作積極、膽大(敢做事、敢打土豪)的人”。【《川陜蘇區的蘇維埃組織及工作簡況》,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川陜時期》上,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頁。】然而這些邊緣群體參加蘇維埃的動機往往較為駁雜。前文提及的侯禮堂,他們在建立鄉蘇維埃后,原擔任主席的謝云興辭職后,另一個人希望擔任這個職務,據侯觀察,“他要當主席是想報私仇”。【郭際富等編:《通江蘇維埃志》,第82頁。】可見,舊式政治精英和鄉村邊緣人物往往是建政初期擔任鄉村干部的重要群體。

  這種情況有其獨特的社會條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國共雙方處于你死我活的階級大搏斗狀態,鹿死誰手尚不明朗,在此時參加蘇維埃擔任鄉村干部,無疑是要承擔很大的政治風險。例如,在贛西南,特委的一份報告對農民當時的心態做了比較精準地描述:“贛西南及邊界的群眾,因白色恐怖的影響,豪紳階級的欺騙宣傳,以及看見革命區域群眾所受的痛苦,尤其是等待紅軍打平天下后,再來安做老百姓的心理,他們對于‘今天蘇維埃,明天又坍臺’的政府,實在覺得于他們沒有實際利益,而且有殺頭燒屋的危險(指紅軍撤離后遭到報復——引者)”。【《特錄贛西特委對于省委廿六日的去信的意見和執行的決定》(1929年7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第98頁。】因此,從一個理性人的角度來說,出面擔任鄉村蘇維埃干部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據通江、萬源等縣糧政部門相關資料顯示,紅軍撤離后來不及轉移的鄉蘇維埃糧食委員被殺者達到32人,甚至有個別者更是全家遇難。【李樹棠等編:《川陜革命根據地糧政史長編》,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頁。】據成都的《新新新聞》報道,1934年12月13日,即紅軍即將撤離通江縣城前夕,一些逃亡地主組織“難民團”發動反攻,將“通(江)城之蘇維埃政府政治部及附近村子一并搗毀”,同時“殺斃匪中職員及匪徒兩百余人”。【《不堪赤匪壓迫,通江人民反正——搗毀偽政府殺匪數百組織義勇隊協助官軍》,《新新新聞》(成都)1934年12月30日,第7版。】此處的“匪”為當時媒體對中共的貶稱。后同。可見,他們的這種擔憂并非多余。此外,在待遇方面,除了鄉級蘇維埃政權中的工作人員外,村蘇維埃中的主席、土地委員和勞工委員“均需參加生產”且無薪酬。【《蘇維埃組織法及各種委員會的工作概要說明》(1933年2月14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40頁。】不脫產,無薪酬,還可能承擔政治風險,都一度使很多貧苦農民望而卻步。

  無獨有偶,在中央蘇區,建政初期擔任鄉村干部的也同樣是這兩種人:一種是鄉村的邊緣人物,例如無業游民等;一種是舊有鄉村政治精英。這些人因為能說會道,“閑逸無事”,甚至還在鄉村頗有聲望,往往會成為大家推選的對象,【在選舉基層蘇維埃代表時,不少人因“閑逸無事”的條件而當選。《中共閩西特委通告第十四號——中共閩西特委第一次擴大會關于蘇維埃工作問題的決議》(1929年11月2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29頁。】而真正的貧雇農,起初不一定入得了鄉民的法眼。正因是窮人,卻往往更看不起窮人。作為組織方,出于現實和功利的需要,上級蘇維埃往往也默許這些人進入基層政權,進而迅速穩定秩序,及時為當時不斷進行的對外戰爭提供物質與兵源保障。然而,這種權宜之計的干部吸納方式,在中共看來,無論從階級立場還是道德倫理而言都存在明顯的問題。時機一到,他們都將被逐步淘汰。而代替他們的,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培養起來的貧雇農積極分子。

  二、政權軍事化背景下的蘇維埃鄉村干部

  川陜蘇區自開辟以來,始終處于外敵環伺的生存壓力之下,各級蘇維埃政權基本屬于倉促建立,特別是處于雙方軍事拉鋸狀態下的地區更是如此。正如張國燾所言:“川北蘇區只是一個戰爭基地,它的群眾基礎遠不如鄂豫皖區。我們在川北約兩年半的期間內,都忙著應付戰爭”。【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080頁。】在這個過程中,各級蘇維埃政權的興衰更是隨著軍事格局的變化而漲落起浮,很難有一個穩定的環境健全組織。據1934年2月統計,盡管川陜蘇區轄有23個縣,人口為700萬,但蘇維埃政權“還薄弱,組織得不夠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34年2月7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頁。】為此,時任中央代表的張國燾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亦承認,由于戰爭不斷,“我們(川陜蘇區——筆者)的政權并沒有得到充分鞏固,我們的軍隊不僅沒有大踏步地向前推進,而且也沒有利用所有條件組織對已占領地區的防御。為該地區蘇維埃化做的工作也很少。群眾組織也發展得不夠。”【《埃韋特同志1934年8月15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上所作的報告》,《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95頁。】

  紅軍抵達川北之時,該地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力量極為弱小,僅有少數零星黨員,故無法在短期內提拔干部充實各級政權。為了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紅軍只好采取了一種類似“軍管”的方式,即“從軍中調出一批干部,準備建立當地的黨組織和政權機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058頁。】因此,川陜蘇區的蘇維埃政權從誕生之日起,就與軍隊建立了千絲萬縷的關系。頻繁進行的戰爭,使各級蘇維埃政權始終負擔著后勤保障職能,從而體現了明顯的軍事化特征。這種特征直接導致鄉村蘇維埃政權成為“軍隊的辦差機關”,例如常在山地作戰,需要抽調大量的人力,這些都需要鄉村蘇維埃政權出面來完成,例如“為了動員運輸伕,使他們能否輪班休息,供應他們的給養,醫治他們的病痛等等,已經使各級蘇維埃政府人員忙得不可開交”。【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080、1082頁。】軍事優先的原則,決定了鄉村蘇維埃的日常工作內容,進而幾乎淪為軍隊的附庸。

  按照列寧主義政黨原則,在鄉蘇維埃一級必須積極發展黨員和設立黨組織。川陜蘇區的黨組織基本都是在軍隊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故而軍隊干部在工作中往往會產生“包辦地方黨或者看不起當地干部”的觀點。【《堅決轉變地方工作》(1933年8月28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1519頁。】對此,陳昌浩(紅四方面軍總政委)即發現軍隊干部存在“看不起群眾的積極力量,看不起當地干部”的傾向,以致出現“不管是連長、營長都可以命令地方黨,“不是以‘軍紀’去威嚇,就是開口成‘命令’,不說我是‘老紅軍’,就說工作如何難做;致使群眾不知有黨,只知有紅軍,不知有蘇維埃,只知有‘營部’,不知有‘黨委書記’、‘省委委員’,只知有‘科長’、‘委員’、‘處長’、‘營長’”, 【陳昌浩:《提高當地工農干部的領導》(1933年9月3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下,第1151-1152頁。】進而產生“紅軍領導地方”、“科長領導主席”、“蘇維埃是紅軍安的”等說法。【《干部必讀》編者:《堅決消滅劉湘、楊森、劉存厚等之新進攻與川陜省委全體會議》,四川省檔案館編:《川陜蘇區報刊資料選編》,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在湘贛蘇區,也存在紅軍直接將蘇維埃視為“辦差機關”并“捆吊蘇維埃主席”的極端案例。【《湘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對主席團工作報告的決議——第一次執委擴大會議通過》(1932年12月27日),《湘贛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征集寫作小組編:《湘贛革命根據地》上,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可見,因軍隊干部對于地方工作的輕視,使得鄉村蘇維埃以及黨組織直接成為軍隊的“辦事處”,嚴重影響鄉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在川陜蘇區,盡管省委多次強調“健強蘇維埃政權”,并反對將其作為軍隊的“派差機關”,【《中共川陜省第二次代表大會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1933年6月1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川陜時期》上,第269頁。】但實際上鄉村蘇維埃政權在許多地方都限于“事務招待”。 【《中共川陜省第二次代表大會組織問題決議案》(1933年6月2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川陜時期》上,第302頁。】相反,部隊對于鄉村干部的“家庭、疾病照顧差”,對他們單純強調“吃苦耐勞”,甚至不考慮他們的身體情況,強行安排“馱糧,抬擔架,累得汗淋淋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紅軍第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邊區、川陜邊區史料》,內部編印,1954年,第295頁,轉引自林超等主編:《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頁。】這些都使鄉村干部將部隊的派遣視為畏途,加劇了軍地關系的緊張。在井岡山,鄉村蘇維埃“也沒有什么工作,每日只是替黨部通信的交通,替紅軍搬運糧食,派使做偵探,管理赤衛隊等工作”, 【《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50頁。】甚至還出現了“秘密蘇維埃”的說法,即很多鄉蘇維埃干部懼于沉重的軍隊接待任務,“便把機關藏在偏僻的地方打埋伏,甚至連招牌標語也沒有”,故意不被紅軍發現。【《中共湘贛省委關于三個月工作競賽條約給中央局的總報告》(1932年7月17日),江西省檔案館編:《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3頁。】“軍人”、“軍隊”和“軍事”始終是鄉村蘇維埃政權服務的主要對象,嚴重消耗了鄉村蘇維埃干部的工作精力。建立鄉村蘇維埃是如此,在基層黨組織建設方面亦然。蘇區在吸收新黨員的程序方面較為簡單,以赤江縣四區下屬的各鄉支部為例,這些黨員的身份并非“雇工、貧農”,而是“場口上的大煙痞子,甚至流氓地痞、老頭不起作用的”,黨員之間介紹依賴地緣、血緣等傳統社會關系,“多半是感情式的拉攏,如一般親戚朋友等”。在支部建設方面,支部成員“一般的不過支部生活,也不知道支部是什么東西,支部本身應做些什么工作和應有的責任”,以致“很多同志加入黨、團數月,還未開過會”。【劉杞:《赤江四區地方黨支部情形》(1933年8月9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824頁。】這種更多源自思想認識層面的現象,在階級思維支配下極易被上級黨組織認定為“組織不純”。早在川陜省第一次黨代會就提出“蘇維埃還有階級異己分子混進”的論斷,并要求“清洗蘇維埃的地主富農流氓分子”,同時“吸收很好的工農干部到蘇維埃機關來”, 【《中國共產黨川陜省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組織問題的決議》(1933年2月),《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上,第43頁。】這實際上預示了早期鄉村干部的命運。

  由于建政初期選拔的鄉村干部很多都是倉促上任,并沒有經歷過實踐斗爭的考察,導致他們中的一些人質量存在嚴重問題。在赤江縣下屬的五個區鄉中,不僅各級蘇維埃委員很少,“都不是從斗爭中選舉的”,后來發現幾個鄉蘇維埃主席是偵探,區主席亦逃跑了。所謂的工會、貧農團、婦女會等組織大都徒具其表,更嚴重的是“普遍的查田運動沒有進行”。【立清:《赤北縣工作情形和錯誤的報告》(1933年8月9日),《川陜蘇區報刊資料選編》,第54頁。】有一些鄉村干部甚至乘機中飽私囊,例如赤江縣區三鄉四村的查田隊長劉天全,利用特權向農民索要賄賂等。【《可恥的查田隊長不會分私抬包袱(原標題如此——引者)》,《川陜蘇區報刊資料選編》,第127頁。】由于面臨頻繁的對外戰爭,強大的資源汲取需求使鄉村蘇維埃政權在日常工作中也呈現了濃厚的軍事化特征,“多半是命令的壓迫的威脅的辦法”。例如在“擴紅”運動中基本是“抽丁式的”和“拉夫式的”,拉的對象“經常是這些不會說話的老實人(如雇工、貧農)”,而“那些會說幾句漂亮話的”,例如地主和富農,“甚至有很多的連一次都未做過”,甚至在土地改革中還出現“雇工、貧農沒有得到好的土地”的現象。【劉杞:《赤江四區地方黨支部情形》(1933年8月9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824頁。】可見,部分鄉村干部的這些做法,明顯構成了蘇區政權建設的障礙。

  地方政治精英與蘇區政權(外來干部)之間的利益沖突,是各個蘇區存在的普遍問題。【例如張國燾于1964年在香港接受金一平(Ilpyong J.Kim)的采訪時認為,蘇區地方政權中始終存在黨務干部(外來干部)與蘇維埃干部(本地干部)之間的矛盾沖突。張所說的地方政權(local government)應該指縣級以上的黨政機關。參見Ilpyong J.Kim,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 Kiangsi under the Soviets,p.178.】據中央蘇區報告稱,該地“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問題現在仍成為嚴重問題,因為江西蘇維埃是靠紅軍建立的,在紅軍初到來時,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來的大部分是些富農流氓分子,真正下層的工農群眾最初不敢起來,所以在過去的政權機關是被富農流氓把持,一直到現在這一富農的基礎還未肅清,所以這些蘇維埃政權的領導大部分是操在富農手里”,而“真正的雇農貧農工人還很少參加這一政權”。【《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377頁。】在鄉村中,這些舊有鄉村政治精英,往往因家境相對較好而被劃入地主富農之列。特別是當蘇維埃政權面臨生存危機需要在鄉村中極度攫取資源,即“革命形勢與展開這兩個階段的中心任務、組織形式和動力構成發生了變化”時,他們原來所擁有的地方文化、社會條件優勢,有時反成了革命的對象。【何友良:《農村革命展開中的地方領導群體》,《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7頁。】這個矛盾在土改時表現得極為明顯。

  土地改革和斗爭土豪是蘇區進行資源汲取的重要手段。但在土改過程中,一些在鄉村蘇維埃政權中任職的舊式政治精英家族無疑首當其沖,出于維護自身家族或鄉土利益的本能,他們中的不少人自然會對這些措施或明或暗地阻撓。例如在劃分成份是故意降低成份,不允許其他村的人前來分糧食,故意不宣傳蘇維埃土地政策等。【(張)國燾:《平分土地和改造蘇維埃》(1933年10月26日),盛任學編:《張國燾年譜及言論》,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300頁。】同樣,在贛西南亦出現“只打土豪不分田地”,“分假田”以及“借口調查統計,只分田土不分房屋山林魚塘”等情況。【《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一、二、三、四月總報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14頁。】這種現象的出現,也從反過來坐實了鄉村蘇維埃政權中“組織不純”的論斷。土改中的土地和財產再分配,成為激發貧雇農積極分子參與斗爭的重要手段。在這種可預期的好處面前,他們一改過去觀望的態度,義無反顧地投身于運動之中,繼而為蘇維埃政權提供了豐富的儲備干部資源。

  鄉村蘇維埃出現的這一現象,始終為中共中央以及共產國際所詬病。中共中央明確發出指令,要求在各級蘇維埃的政權中樹立貧雇農的領導地位,“必須堅決的以斗爭的方式肅清富農分子”。【《中央通告第七十號——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中心策略》(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頁。】在中共中央嚴令下,各蘇區迅速展開了對蘇維埃政權的調查與改造,并對舊有鄉村干部進行了審查與淘汰,最終形成鄉村干部的非常態流動。

  三、蘇區的生存危機與鄉村干部的非常態流動

  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共常常以階級出身作為判斷敵、我、友的基本依據,而這種思維方式在遭遇嚴峻的外部力量挑戰之時極易被強化,進而做出“階級敵人在內部”的判斷。與其他蘇區面臨的境遇一致,四川實力派劉湘、田頌堯、楊森等在蔣介石的命令下,不斷對蘇區發動進攻,例如1933年2月與11月“三路圍攻”、“六路圍攻”等,其嚴重程度亦不斷遞增。特別是“六路圍攻”,無論是規模還是戰術上,都使川陜蘇區面臨極大的生存壓力。大戰在即,川陜蘇區迅速開展動員,力求在短時間內實現資源動員的最大化。但此刻各級蘇維埃尤其是鄉、村一級政權的動員能力卻并不能令川陜省委滿意,認為原因在于敵對階級對各級蘇維埃政權內的滲透與破壞,并決定開展一次鄉村干部及其政權的清洗與改造運動,直接引發了鄉村干部的非常態流動。

  所謂非常態流動,主要是相對于干部調動、請辭以及退休等正常流動而言。此次鄉村干部的非常態流動,主要體現為建政初期被吸收的舊政治精英和邊緣群體遭到淘汰,而代之以土改過程中涌現的新積極分子。這種非常態流動主要源自蘇區嚴重的生存危機。在川陜蘇區創建不久,即開始對各級蘇維埃政權及其干部進行了改造與清洗,要求“徹底的洗刷蘇維埃里面的地主富農分子,建立真正的工人在蘇維埃的領導”,“絕對不讓一個富農分子混入蘇維埃及各革命團體機關”。【(陳)昌浩:《堅決反對富農,提高無產階級的領導,徹底分配土地》(1933年),《川陜蘇區報刊資料選編》,第124頁。】身為中共中央代表的張國燾更是宣稱:“川陜赤區還有許多地方土地沒有分好,各級蘇維埃內(里)面混進了許多地主富農和發財人走狗等分子”。【(張)國燾:《平分土地和改造蘇維埃》(1933年10月30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下,第1542頁。】根據蘇區領導人的這一論斷,在1933年12月召開的川陜省第三次黨代會明確認定“蘇維埃中暗藏了許多地主富農反動階級異己分子”,【林超主編:《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第46頁。】決定開展“改造各級蘇維埃”運動。

  在實際操作層面,這種蘇維埃政權改造往往與查田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此時農村的中心工作就是通過土地革命,實現蘇區的資源汲取以保證軍事上的勝利。但因鄉村蘇維埃政權工作的不力,導致土改在一些地方并不徹底,故而要求進行查田運動。這種查田運動幾乎是所有蘇區都必須經歷的“規定動作”。查田運動實際上是第二次土改,它看似只是經濟目的,但實際上是一場針對鄉村蘇維埃干部的大清洗。例如同時期的中央蘇區,蘇區中央局在1933年6月1日發出訓令,要求在通過查田運動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同時,“改造地方蘇維埃,洗刷地方蘇維埃中一切階級異己分子及其他分子出去,引進大批革命積極分子進蘇維埃來”。【《中央政府關于查田運動的訓令》(1933年6月1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479頁。】此時的川陜蘇區與中共中央之間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電訊聯系,后者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前者對形勢的判斷。

  因此,川陜蘇區的查田運動可謂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1933年5月,張國燾在赤江、巴中活動分子大會上稱,盡管“共產黨來了,成立了蘇維埃”,但“我們共產黨還沒有把工作弄好,沒有把田分好,紅軍家屬沒有代耕,蘇維埃內混進了許多壞蛋”。【《張國燾在赤江、巴中活動分子大會上的演講》(1934年5月15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選輯》編寫組編:《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選輯》,內部編印,1979年,第148頁。】10月26日,川陜省蘇維埃機關報《蘇維埃》發表張國燾的署名文章,認為蘇區很多土地尚未分配合理,原因在于“各級蘇維埃內(里)面混進了許多地主富農和發財人走狗等分子”,阻礙平分土地,因此必須將平分土地與“改造蘇維埃”結合起來。【(張)國燾:《平分土地和改造蘇維埃》(1933年10月26日),《張國燾年譜及言論》,第299頁。】川陜蘇區的查田運動由此迅速開展。

  在運動中,不少原有鄉村干部紛紛中箭落馬。川陜省第二次黨代會通過《目前政治形勢與川陜省黨的任務》,明確要求“肅清在蘇維埃的反革命、地主、富農、保甲長及地痞流氓”。【《目前政治形勢與川陜省黨的任務——中共川陜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通過》(1933年7月1日),四川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川陜革命根據地科研組編:《川陜革命根據地資料選編》,內部編印,1987年,第15頁。】同時,號召“徹底改造蘇維埃”,“清洗包庇發財人的蘇維埃主席,趕走不分土地給窮人的土地委員”。【《只有解決改造蘇維埃,反對包庇發財人,工農才能得到土地利益》,《川陜蘇區報刊資料選編》,第126頁。】為此,在運動中首當其沖的是仍在蘇維埃中任職的舊政權工作人員(例如保甲長)以及地主富農成員。據徐向前回憶,當時只要當過保長、被認定為地主富農的鄉村干部,全部不加區別的清洗乃至處決。【徐向前回憶:“只要當過保長的,多要殺掉;認定是地主、富農的,也要殺掉。其實,有些保長也是窮人,大家推舉他出來干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農雖有剝削,但民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36頁。】經過調查,長赤縣六區四鄉蘇維埃主席被發現是富農。【《蘇維埃主席是富農,就亂沒收中農,拴打工作人員》(1933年12月11日),《川陜蘇區報刊資料選編》,第125頁。】一個村蘇維埃主席協同土地委員包庇地主等。【《只有堅決改造蘇維埃,反對包庇發財人,工農才能得到土地利益》(1933年12月11日),《川陜蘇區報刊資料選編》,第125頁。】赤江縣一區蘇維埃主席則“公開叫群眾不去參加紅軍”。【《赤江城區童主席私放反動不分田地》(1933年12月11日),《川陜蘇區報刊資料選編》,第125頁。】根據張國燾的說法,這些階級敵對分子混入蘇維埃主要通過隱瞞成份,冒充窮人,擔任鄉村蘇維埃主席或委員;在蘇維埃干部中安插貧窮農民作為代理人;憑借文化優勢,進入蘇維埃政權擔任文化委員或秘書等方式。【(張)國燾:《平分土地和改造蘇維埃》(1933年10月26日),《張國燾年譜及言論》,第299頁。】此外,還將一些貪污腐化的干部進行清洗出局乃至直接處決。例如羅家河鄉蘇維埃副主席因貪污錢財被處決,而泥溪鄉4村土地委員因打土豪時貪污被處決,苦草壩鄉經濟公社社長因抽大煙而挪用公款被縣革命法庭判處死刑。【郭際富等編:《通江蘇維埃志》,第84頁。】這些人被清除出蘇維埃黨政機關后,在清洗過程中出現的貧雇農積極分子則順勢填補了他們的空缺。

  然而,如此大規模的鄉村干部清洗,往往會帶來新的嚴重問題。盡管蘇區號召“把好的雇工、貧農提到蘇維埃來,不要那讀一肚子書,會說漂亮話的”,主張“要曉得窮人的力量,什么都是窮人做出來的”。【《平分土地與消滅劉湘戰斗任務——光坦同志在全省土地委員會議中報告》(1934年1月1日),《川陜蘇區報刊資料選編》,第133頁。】但是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必然需要一定的文化素質和工作能力,這些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去培養與訓練。然新選拔出來的貧苦農民大都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在鄉村聲望較低,勉強就職后,往往將工作委于他人。例如貧苦農民出身的熊國炳曾給張國燾抬過滑竿,故被發展為黨員并當選為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對此,徐向前很不以為然,評價他“人倒老實,但能力太差,形同虛設”,基本是秘書長黃超當家。【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170、171頁。】在鄉村蘇維埃一級,新上任的貧苦積極分子缺乏工作能力,“他們不會工作,不知做什么好”,【《紅軍第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邊區、川陜邊區史料》,內部編印,1954年,第233頁,轉引自林超等主編:《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第83頁。】無奈之下只能依靠秘書或文化委員,形成張國燾所稱的“秘書專政”。【(張)國燾:《平分土地和改造蘇維埃》(1933年10月26日),《張國燾年譜及言論》,第299頁。】而在湘贛蘇區,經過針對蘇維埃政權中的地主、富農進行清洗后,新提拔的絕大多數都是工農積極分子,“但工作能力特別不夠,多半是找不到工作出路”。【《中共湘贛省委工作報告》(1931年10月26日),《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198頁。】他們中的不少人對于蘇維埃的日常工作并不熟悉,“除掉打路票、抽煙、報表冊而外,沒有工作”。【周純全:《川陜第四次全省黨員代表大會總結》(1934年10月28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中,第1126頁。】這種情況嚴重影響了鄉村蘇維埃政權的運轉效能,反過來增加了蘇區的經濟困難。

  這種查田運動從實際成效來看,在短期內迅速實現了資源再次汲取和鄉村干部輪替的目標,但作為一種短效的社會動員方式,不僅會造成資源的迅速枯竭,還會導致鄉村干部群體的弱化。徐向前后來在回憶錄中特別對此進行了檢討,認為查田運動中降低成份劃分標準,導致一些富農甚至中農被劃為地主,而在“改造蘇維埃”過程中“清洗的干部太多,甚至把一些犯過錯誤的當階級敵人殺掉,弄得地方干部戰戰兢兢,縮手縮腳”。這種超負荷的資源汲取,盡管幫助紅軍打退了“六路圍攻”,但付出了巨大代價,例如“勞力十分缺乏,兵源枯竭了。根據地的青壯年,早已大批參加紅軍”,以致使“紅軍士兵的來源,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這個狀態可以用“民窮財盡”四個字來形容,體現為“要糧沒糧,要衣沒衣,要兵員補充沒有兵員補充,別說部隊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問題”。【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19、235頁。】與此同時,盡管遠在江西的中央蘇區在查田運動中收獲頗豐,沒收財物與強制捐款達到606916元,幾乎等于一年的農業稅收入。【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頁。】但是通過重新劃分階級成份,使一大批在任的鄉村蘇維埃干部因地主富農成份而被清洗出局,并最終造成的“赤色恐怖”,使得蘇區民眾大量逃亡,【姜義華等:《論查田運動》,《復旦學報》1986年第6期,第32頁。】資源的枯竭反過來加速了軍事上的失敗。在紅軍撤離蘇區后,而失去軍隊庇護的鄉村蘇維埃政權也隨之坍臺。

  結語

  “人”是革命史研究中的主體和主題,我們在研究中要重點關注與還原“人”的地位和作用。以往研究大都側重于制度史的脈絡梳理以及組織史的微觀分析,即對“組織”關注有余,而對于其背后的“人事”研究不多。以川陜蘇區研究為例,既有研究對于制度整體性的線性描述較多,而對于其“組織”與“人事”的一面較少涉及。這種現象的出現,既有囿于資料匱乏的原因所致,又有缺乏還原“人”在革命宏大敘事中選擇行止的思想自覺之緣故。因此,從“人”的角度出發,探討川陜蘇區時期的鄉村干部選拔與淘汰,可以從微觀層面展現一個“活”的蘇區史面相。

  陳耀煌通過對鄂豫皖蘇區的研究,認為“中共在土地革命時期建立蘇區的過程中所遇到最大的困難之一,便是如何去控制這些曾經是他們合作對象的地方精英”。【陳耀煌:《共產黨·地方精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2年版,第457頁。】在川陜蘇區初期,為了盡快恢復秩序和重建基層政權,中共采取了留用舊式政治精英和吸收邊緣群體進入鄉村蘇維埃。然而這些人并未經歷階級意識熏陶,特別是前者,他們身處傳統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例如血緣與地緣等,進而在執行上級政令時往往會背離命令者的初衷。可見,中共在川陜蘇區遇到了與鄂豫皖時期類似的問題。

  因為川北位置偏僻,階級話語及其思維模式尚未在中共的強力推動下進入鄉村社會,舊有差序格局尚未被階級格局取代,導致中共在推行政令時往往會遭到這些地方精英的抵制與扭曲,后者往往采取消極抵制或者陽奉陰違的方式來應對。例如針對分田、查田乃至肅反政策,他們中的一些人往往會“帶地方觀念、感情、親戚、朋友、私人利益”,進而包庇宗親甚至公報私仇。【劉杞:《赤江四區地方黨支部情形》(1933年8月9日),《川陜蘇區報刊資料選編》,第53頁。】為了采取反制措施,蘇區往往會借助查田運動來對鄉村干部開展仔細審查,并以此展開干部清洗,也就是官方所稱的“改造蘇維埃”,并最終形成了針對鄉村干部的選拔·淘汰機制。

  在這里,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究這種機制形成的內部邏輯。王奇生教授認為,研究20世紀中共領導下的共產革命,我們不應該滿足于史實重建,必須“在‘求真’的基礎上進一步求解”,脫離于過程描述的藩籬,進一步去“探尋革命的原理、機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第104頁。】考察這場蘇維埃革命,我們不僅需要關注川陜蘇區高層,還需要在20世紀政治與社會文化變遷的大背景下審視這些肩負政策執行的基層干部群體。這種選拔與淘汰的過程固然值得關注,但探討其背后的運行邏輯,揭示這場外來理論指導下宏大革命浪潮進入鄉村社會后的各方互動與遭際,可能更具學術價值。

  在整個川陜蘇區時期,針對鄉村干部的流動形成了一個選拔·淘汰機制。我們可以發現,盡管此時中共利用局部執政的地位創建蘇維埃政權,以此來培養與提拔本地貧雇農擔任鄉村干部,但在建政之初貧雇農并未及時進入鄉村干部的行列,而仍然是傳統鄉村政治精英和邊緣人物成為首選。但在中共看來這兩類人物均存在政治瑕疵,需要在此后的運動中清洗出局而代之以貧雇農干部。由于蘇區存在時間短促,無暇給予后者必要的學習時間和培訓經歷,導致大權旁落即“秘書專政”。為此,中共不得不再次對鄉村干部進行清洗,此起彼伏的干部淘汰,嚴重影響了鄉村政權的正常運轉,直接導致蘇區動員能力的式微。這種鄉村干部流動機制的出現,與蘇區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和緊迫的資源汲取任務緊密相連。由于連年戰爭的消耗,川陜蘇區的物資資源、人力資源以及干部資源幾乎成枯竭狀態,最終使紅四方面軍于1935年初放棄了這個被張國燾稱為“擠掉了汁的檸檬”。【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1101頁。】川陜蘇區由此成為一個歷史名詞,這些鄉村干部們亦隨之四處流散。但蘇區這段經歷給當地民眾在思想觀念方面帶來的沖擊,卻并不因此而湮沒。紅軍撤離川陜蘇區后,據國民黨方面在通江縣的調查,發現“全縣民眾多受共產黨宣傳的麻醉”。【《四川省各縣黨務沿革概略》(1939年6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一一(2),案卷號:2628。】因為時隔近十五年后,中共重回川北開展建政,這些原來曾擔任鄉村蘇維埃干部的特殊群體,再次成為新政權選拔干部時青睞的重要對象。

  (本文曾提交2018年6月廈門大學歷史系、馬克思主義學院和《蘇區研究》編輯部聯合舉辦的“多元視野下的中共蘇維埃革命”學術會議,承蒙評議人游海華教授和《蘇區研究》編輯部提出重要修改意見,特申謝忱,但文責自負)

The Mechanism of Selecting and Eliminating in Cadres of Villages and Towns in the Period of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He Zhiming

  Abstract:There was short of cadr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as a new form regime. The soviets had to select the cadres from the old regime and local ruffians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public order and draw the resources from the rural area in the early period. Under the survival pressure, the Soviet regime construction showed obvious militarization characteristics, particularly emphasizing the absorption of rural resources, especiall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and property. Because of their own interests, these village cadres have resisted negatively and corrupted in Land-Reform, which has led to the elimination for them and be replaced by the activists among poor peasants. However,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the survival crisis in the Soviet Area, a new round of cadre elimination will often occur. This frequent and abnormal movement of cadres has reflected the selection and elimination mechanism for rural cadres. Although the formation of this mechanism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pressure faced by the Soviet area, this kind of abnormal flow has caused the depletion of grass-roots cadres resources in the Soviet area, further eliminating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Soviet area.

  Key words: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Cadres of villages and towns; selection; mobilization efficiency

標簽 - 川陜蘇區,鄉村干部,選拔,動員職能
網站編輯 - 張芯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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