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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蘇區新詩與意象性政治空間的構造(1931-1933)

2019年04月30日 09:05:06
來源: 《蘇區研究》 作者: 耿殿龍

  提要:借助列斐伏爾空間理論來閱讀1931年到1933年的中央蘇區新詩文本,可以看到在世界革命理論和“無產階級沒有祖國”“擁護蘇聯”等觀念涂抹的蘇區空間里新詩作者所持的堅定的無產階級國際立場,并進而探究出在國共兩黨的對抗性空間里,中央蘇區新詩“反帝國主義國民黨”核心主旨出現的原因,加深對中央蘇區新詩文本中“祖國”“紅旗”“鮮血”等意象及黑暗和光明截然不同的精神所指的產生之認識。反過來,中央蘇區新詩營造的這種精神與意象也再生并加強了無產階級政治空間的革命色彩,讓蘇區空間帶有鮮明的中共和蘇聯的意識形態特點。

  關鍵詞:中央蘇區;新詩;意象性政治空間;“再現性空間“;意識形態;世界革命;“工人祖國”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2.008

  作者簡介:耿殿龍,男,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江蘇南京 210093)

  在當今的新詩研究領域,蘇區新詩受關注的程度相對較低,這不僅因為蘇區新詩在整個蘇區文藝中所占的比重小,而且因為蘇區新詩在今天看來藝術成就不高,口號化、標語化、歌謠化傾向明顯,同時影響力較之于同時期上海中國詩歌會的普羅詩歌,顯然更遜一籌,因此有些詩評家在研究三十年代新詩時對蘇區新詩著墨很少,甚至忽略。就拿2017年新出版的一部《中央蘇區文藝研究論集》來說,偌大的集子,專門研究中央蘇區新詩的文章僅有一篇【鄧家琪:《為中國新詩的發展開拓了嶄新的道路——談談蘇區新詩創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中央蘇區文藝叢書》編委會編:《中央蘇區文藝研究論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423頁。】,而且諸如此類的研究主要關注蘇區新詩的題材、內容、藝術特色以及政治宣傳、教育民眾功能等,整體看來大多側重從文學角度研究,而從歷史角度對其某些意象和精神產生之原因的透析卻相對較弱。其實,關于中央蘇區新詩,我們不但可以從文學藝術角度去觀察詩歌的特色或者進行詩歌發展脈絡和主義的探源,還可以應用某些新理論、新方法如采用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去挖掘其某些歷史特點,對其進行更有力的歷史考察。

  作為20世紀初最先關注空間理論的學者,列斐伏爾打破對空間既定的地理方面的認識,創造性地認為空間是容納著社會關系和社會生產的物質和精神雙重場域。在其代表作《空間的生產》中,列斐伏爾將空間分為三種形式:“空間實踐、空間表征和表征空間”【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 Blackwell Press,1991.p.42.】,空間實踐指的是空間的物質特性之產生,空間表征指的是精神層面的想象空間之營造,而表征空間則是前兩者的完美結合。同時,列斐伏爾還指出“空間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Lefebvre·H.“Spatial Planning: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in Richard Peet(ed.) Radical Geography: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Chicago:Maaroufa,1977.p.341.】。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產生了巨大影響,很多學者援引其理論進行各個領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反觀中央蘇區,我們也可以應用此理論,而且中央蘇區空間和列斐伏爾的上述理論內涵非常契合,實則一種物質和精神結合的雙重空間,在其中的中央蘇區新詩一方面受其空間實踐和空間表征影響產生特定的精神主旨和意象,同時這種精神主旨和意象又加強了蘇區空間的意識形態色彩。由此,將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引入中央蘇區新詩研究,我們會有一個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的歷史發現。

  一、“世界革命”的政治性空間指向

  十月革命時期,由于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根本對立以及退出一戰等原因,蘇俄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新生政權面臨威脅,因此,反帝成為蘇俄的頭等任務。一戰結束后鑒于歐洲國家的革命形勢,蘇俄幻想蘇維埃革命可以遍布歐洲從而保衛自身新生政權安全,1919年3月成立的“共產國際”即是體現蘇俄進行這種權力想象的工具式機構,蘇俄借以同帝國主義國家控制下的“國際聯盟”對抗,積極向外輸出蘇維埃式的革命。“為了推動各國革命,蘇俄新政權不顧歷經戰亂的俄國民眾仍在嚴重饑餓之中的困難局面,傾盡國力,甚至不惜秘密變賣沙皇及俄國貴族的各種金銀財寶,以籌集援助他國革命黨人的巨額經費”【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從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頁。】幫助其他國家組建共產黨進而推動革命。但一戰后,歐洲帶有無產階級色彩的革命如匈牙利革命等很快被資產階級鎮壓或和平演變,而這時,列寧注意到亞洲的革命浪潮,如朝鮮、中國等,尤其是五四運動后的中國。因此,在歐洲革命無望后,蘇俄試圖通過支援亞洲地區尤其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來推動世界范圍內無產階級革命,保障新生蘇維埃政權安全,很快,蘇俄開始派駐共產國際成員攜經費來中國幫助激進的知識分子建立無產階級政黨,1921年7月23日,由共產國際成員馬林直接指導,中國共產黨成立。

  然而中共成立之初,蘇俄(聯)考慮到中共力量很弱等因素,不適合立即建立蘇維埃,于是積極指導國共合作,希望借此幫助中共發展力量并把國民黨改造成共產黨。由于階級立場差異、黨內合作的諸多弊端、農民運動的分歧以及孫中山乃至蔣介石自始至終都拒絕接受蘇聯意識形態等原因,【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頁。】國民大革命在國民黨清黨反共下最終失敗。之后,蘇聯為了擺脫責任把革命失敗罪責歸咎于陳獨秀,“在失敗中維持其一貫正確的外表”【[美]本杰明·史華慈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典藏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頁。】,并試圖利用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時機挽回面子,但事實是這些以進攻中心城市、建立城市蘇維埃政權為目標的暴動都失敗了,接下來蘇聯不得不調整政策,將目光投向農村蘇維埃運動。1928年初,中共中央首次明確提出“在鄉村之中也要建立蘇維埃”,進而提出“建立一縣或數縣的蘇維埃政權”。【《附:中央通告第三十六號附文》(1928年3月6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頁。】隨后的幾年,毛澤東、朱德所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經過發展,力量逐漸壯大,加上不斷粉碎國民黨的圍剿,聲名大噪,為后來在此建立中央蘇區政府奠定了基礎。1931年11月,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它的成立進而“標志著中央蘇區正式建立”【梅黎明:《偉大預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歷史》,中國發展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頁。】。與此同時,伴隨著顧順章叛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工作環境日益兇險,不得不實施戰略轉移,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開辟的中央蘇區顯得愈發重要,1933年初,中共中央遷往中央蘇區,中央蘇區成為中共中央的指揮中心。

  這樣一來,中央蘇區成為共產國際的重點關注與援助對象也就順理成章,以例為證——1933年8、9月份,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轉交給中共的經費就包括“24.56萬法郎、6.16萬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蘭盾”【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1-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頁。】,且不說這筆費用能不能真正到達蘇區,單看經費的龐大數目就足以看出蘇聯對中央蘇區的支持。其實,在蘇聯給我們傾盡全力支持中共革命印象的背后,列寧的“世界革命”理論一直在發揮著指導作用。在列寧看來,俄國十月革命后,蘇俄要想保全革命成果,必須進行反帝的“世界革命”,以此推動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戰勝帝國主義,這也就是列寧所說的,“我們單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全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從全世界范圍來看,如果我們革命始終孤立無援,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那么毫無疑問,我們革命的最后勝利是沒有希望的。”【《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1918年3月),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頁。】

  提及列寧的“世界革命”理論,不得不提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工人沒有祖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3頁。】觀念,兩者緊密相連。何謂“工人沒有祖國”?在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看來,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有著共同的階級利益,這種利益是超越民族或國家的,那就是無產階級利益,而無產階級的解放必須靠消滅國家才能實現,所以,無產階級只能講國際主義,不應該講民族主義,全世界無產者只有聯合起來才能達到世界革命的目標。用列寧的話來講就是:“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應當服從全世界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和決心去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1920年6月),《列寧全集》第13卷,第128頁。】

  為了實施該理論,蘇俄不間斷的對中國進行政治權力滲透,而且大力宣傳列寧的反帝主張,從幫助建立中共,再到促成中央蘇區的建立,都是蘇俄(聯)進行自保和輸出意識形態的體現。在當時反帝也是中國人民的核心任務,尤其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之后,中國人對帝國主義的幻想隨之破滅,從而引發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之后,中國人對帝國主義的痛恨伴隨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各種欺壓行為日益加劇,“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中國人書寫的“各種帝國主義侵華史連篇累牘”的出現,“數量之多,令人震驚”【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頁。】,“打倒帝國主義”成為愛國民眾的重要口號。這樣的情況為蘇俄反帝的“世界革命”理論傳播提供了堅實的土壤,而作為蘇俄直接領導下的中共,自然更積極地實踐這種理論,貫徹這種意識(如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中共“自恃與世界革命的直接聯系,與國民黨頡頏的意識自始即甚明顯”【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第55頁。】,不斷與國民黨進行革命話語權的爭奪;而在1920年關于外蒙古獨立問題上,中共也曾一度以“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為依歸”【敖光旭:《1920年代國內蒙古問題之爭——以中俄交涉最后階段之論爭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63頁。】,主張外蒙古“民族自決”)。

  當這種理論變成一種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宣傳進入中央蘇區后,隨之而來的便是大量的馬恩像、列寧勛章以及以無產階級領袖命名的物質性政治空間(即列斐伏爾所言的“空間實踐”)的產生,同時伴有彌漫著世界革命意識、無產階級沒有祖國觀念協同無產階級反帝立場的精神性政治空間(即列斐伏爾所言的“表征空間”)的出現,而這兩個空間在中央蘇區新詩里都得到了展示:

  把紅旗插在全中國的地面上,

  使我們勞動婦女得到徹底解放。

  那時候我們的胸坎上,

  要掛上光榮的列寧勛章!

  【時英:《紀念三八》,《紅色中華》1933年3月23日,副刊(三八特刊),第1版。時英,原名不詳,蘇區新詩詩人。】

  你看紅色中華,

  我看青年實話,

  他跑來笑哈哈!

  列寧室真好呀!

  【洪水:《在列寧室》,《青年實話》1933年3月19日,第2卷第1版。洪水,原名武元博,越南人,1926年加入中共,蘇區時期任紅軍學校宣傳科長兼政治、文化教員,工農劇社社長。】

  建設蘇維埃,

  工農來專政,

  實行共產制,

  人類慶大同,

  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最后的成功!

  【《工農暴動歌》,《石叟資料》(陳誠文庫)影印件,第6卷0409號。】

  前兩節詩中“列寧勛章”和“列寧室”兩個意象的出現,說明在世界革命理論指導下,中央蘇區物質性政治空間的產生。作為世界革命理論的堅持者和共產國際的創始人,列寧的地位毋庸置疑,作為共產國際領導下的支部,中共理所當然把這位世界革命理論者奉為偶像,而且用偶像馴化群眾——“最好要盡可能的掛起馬克思列寧的像,使群眾在非常喜歡和快樂的時候,還可以不時看到革命領袖的形象,而不致一時會把革命忘掉”;此外,中央蘇區陸續創辦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列寧小學”“列寧俱樂部”“列寧室”【周平遠:《從蘇區文藝到延安文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40頁。】等等,這些政治、宣傳乃至教育機構也無不透露出領袖崇拜意識和儀式色彩,其實這些機構名稱的出現本身也都是世界革命理論和意識的變形產物。反過來,第三節歌謠體新詩中出現的“人類慶大同”字樣,實則是世界革命終將成功的意識在物化的氛圍影響下得到升華、認同與再生后的想象空間,物化與精神兩者相結合,就出現了列斐伏爾所講的空間最高形式——“表征空間”。

  不僅如此,讓我們再看第一節詩中的“紅旗”意象,這個帶有鮮明無產階級特色的物質性旗幟也很好地體現了和蘇聯紅旗、紅軍的聯系以及濃厚的“世界革命”色彩,而單說“紅”這個字,自從十月革命開始就已經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象征性顏色,無論蘇俄還是后來的中共,在旗幟、軍隊、榮譽乃至身份上都用“紅”表示,以示和其他政治力量區分,成為政治身份的標配顏色。以致于后來“一些紅色之物”“如用紅布、紅紙、紅字等”做成的標語都被國民黨當做“赤化的象征而禁用”【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第155頁。】,足見紅色所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世界革命的影響力。

  按照如上理解,我們是否還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央蘇區的新詩也是一種融合物質空間和精神空間的雙重空間,在詩歌里,詩人一面建構精神上的世界革命意識,同時又親身感受著蘇聯光環影響下的中央蘇區物質性空間的魅力,二者在詩人的心里達到完美的融合呢?答案是肯定的。讓我們看下面這節詩:

  十四年前的今日,

  蘇維埃聯邦在西方誕生,

  今年的今日,

  蘇維埃中國又在東方降臨:

  這是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解放的信號,

  這是中俄工農(階級)頭顱熱血的結晶!

  看啊!世界的無產階級者被壓迫的人民,

  哪個不在那里慶祝它的誕生,

  因為它呀,將把惡魔們束縛我們的鎖鏈搗碎,

  因為它呀,將把敵人的資本主義制度毀滅干凈!

  【黃克誠:《慶祝我們的生活》,《武庫》1932年10月,紀念十月革命專號。黃克誠,蘇區時期曾任中國工農紅軍團長、師政委、軍政治部主任。】

  詩中“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世界的無產階級”相互照應,“惡魔們束縛我們的鎖鏈”和“中俄工農頭顱熱血”構成因果關系,歌頌“蘇維埃中國的誕生”目的是最終要“把敵人的資本主義制度毀滅干凈”,從這節詩可以看出,在高度政治性和意識形態化的中央蘇區空間里,蘇區新詩詩人堅定的、反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立場,而這種立場又恰恰指明了世界革命的方向和詩人自身對其的理解。無獨有偶,下面兩節詩,同樣的無產階級國際立場一目了然:

  世界革命激昂地歌著

  帝國主義入墓曲;

  繁榮著社會主義的工人祖國,

  正奏著凱旋的交響樂;

  蘇維埃紅軍的洪流

  將泛濫到全中華。

  今年的“五一”

  更急劇地擊撞著

  帝國主義的喪鐘,

  萬國勞動者圍繞著

  “五一”的赤焰,

  高呼:“解放萬歲!”

  【思凡:《到處是赤焰——紀念今年的“五一”》,《紅色中華》1933年4月23日,副刊(紅中文藝副刊“五一”紀念專號),第1版。思凡,原名不詳,蘇區新詩詩人。】

  一八八四年的“五一”,

  美國芝加哥工人大團結。

  舉行示威向資本家斗爭!

  犧牲了無限的生命,

  流了不少的工人的血液,

  這一天終于變成了——

  世界工人共同的勞動紀念節!

  一九三三年的“五一”,

  世界工人團結起,

  擁護祖國——蘇聯和中國革命,

  同資本家作堅決的拼死斗爭,

  反抗帝國主義血腥的屠殺和壓迫!

  【斯頓:《紅色“五一”》,《紅色中華》1933年4月29日,第2版。斯頓,原名不詳,蘇區新詩詩人。】

  前一節詩開頭即點出用“世界革命”埋葬“帝國主義”,繼而“萬國勞動者”實現“解放”,后一節詩借助回憶1884年的美國芝加哥工人大罷工來襯托1933年的五一勞動節,這不僅是在講述五一勞動節的由來及發展,而且在集中表達對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的渴望,兩節詩都站在和黃克誠詩一樣的立場——無產階級國際立場: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一起反對帝國主義。詩人在此將物化的無產階級紅色旗幟、革命火焰、紅軍洪流轉移到蘇區空間內,而本身這些物化的空間自身又是詩人在精神層面構造的想象空間,于是,世界革命的政治性空間指向便明確了。

  不過,此處稍有留意的話,我們會發現一個變化,那就是在這首新詩中無產階級居然有了祖國——“蘇聯”,這個論斷來自于“繁榮著社會主義的工人祖國”和“擁護祖國——蘇聯和中國革命”兩句詩,前一句稍稍琢磨,可猜想此處社會主義工人祖國指的是蘇聯,而后一句直接點明了這個猜測。這讓我們不禁詫異起來,在列寧的世界革命理論指導下,無產階級不是沒有祖國嗎?為何此處有了呢?既然無產階級有了祖國,那還算不算無產階級國際立場呢?

  二、蘇聯作為“工人祖國”的空間意象

  按照世界革命理論,蘇俄在列寧時期不間斷的對中國進行物資援助和政治權力滲透,從親自指導中國建立共產黨,再到促成國共第一次合作,從共產國際源源不斷地給予中共中央活動經費到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大學熱情地培養中共干部,這些都是蘇俄進行自保和輸出革命的體現。然而,這種“世界革命”方式在列寧逝世、斯大林上臺后開始逐漸變得以蘇聯為核心,不再像列寧時期那樣不顧國家利益。尤其是1928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后,伴隨著斯大林逐漸改變列寧新經濟政策而試圖通過計劃經濟、取消商品貨幣關系、單一公有制方式把蘇聯拉上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蘇聯在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在民族領袖領導下的民族國家,它自身的國家利益理所當然地產生出來了”,“不可能像列寧時代的蘇俄政權那樣,不惜一切代價去援助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了”【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從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223頁。】。不但如此,在斯大林看來,社會主義在蘇聯一個國家內勝利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蘇聯的存在才是各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保障,而不是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運動是蘇聯存在的保障,如此說來,也就不難理解當李立三在1930年中原大戰之際妄圖“以中國作為世界革命中心”【[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頁。】而被蘇聯拋棄的原因。

  事實證明,機敏務實的斯大林確實有自己的高明之處,他以自己的方式印證了斯大林模式的可行和強大威力。1932年,蘇聯成功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不但成了工業先進國,而且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農業國”,一躍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緊接著,1933年蘇聯又開始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達到最高峰的時候,“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不但沒有危機,而且猛烈的向前發展,獲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柯華:《中央蘇區宣傳工作史料選編》,中國發展出版社2018年版,第404、302頁。】鑒于蘇聯高速的工業化成就,斯大林威望快速提升,緊接著,斯大林開始了大清洗,原來在打擊托洛茨基與斯大林處于同一戰壕的布哈林就是在此時因對富農及新經濟政策的不同看法而被斯大林打壓下去。斯大林政治權力的鞏固在文學領域也有表現,那就是原來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馬克思文藝理論被壓制,高爾基重新被抬舉起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最終取代了“唯物辯證法”,成為文藝界的指導思想,后被周揚介紹到中國來,深深影響了左聯文藝。

  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聯逐漸改變了列寧的“世界革命”以及“無產階級沒有祖國”里面的部分內容,在提高自身經濟實力的前提下,讓各國無產階級一方面團結起來同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斗爭,另一方面讓各國無產階級認同“無產階級有祖國”,那就是通過五年計劃而很快實現工業化的“蘇聯”(筆者查閱了從1929年到1933年中共中央下發的很多宣傳文件,發現1929年到1931年底很多文件最后結束語都以“世界革命萬歲”口號為終,但1931年底以后便不再明確出現該口號,而“武裝擁護工人階級的祖國——蘇聯”或者“武裝擁護蘇聯”數量明顯多起來【柯華:《中央蘇區宣傳工作史料選編》,第245-370頁。】)。此時,蘇聯建立起了認同自己的國際立場,并通過這樣的意識形態影響使得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隨之生成相應的認同蘇聯為無產階級祖國的想象空間,于是“無產階級沒有祖國”就變成了保衛“無產階級祖國蘇聯”,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上面講到的黃克誠那首新詩在1933年出現“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的原因了,同樣的,再看下面這首詩:

  墨索里尼

  東奔西走,

  組織四強會議,

  把歐洲反動勢力團結一起,

  為了挽救動搖崩潰的資本主義,

  更像瘋狗般向蘇聯亂咬亂吠,

  但是全世界無產階級

  都準備好武裝保衛工人祖國;

  他們說:

  滾開,法西斯蒂!

  不準你

  侵犯蘇聯一寸土地!

  【許雷:《滾開,法西斯蒂》,《紅色中華》1933年5月5日,第4版。許雷,蘇區新詩詩人。】

  通過蘇區詩人許雷這首《滾開,法西斯蒂》,我們可以清晰地感覺到在經濟大危機時期,在法西斯主義崛起并將矛頭指向蘇聯的時候,世界無產階級對保衛祖國“蘇聯”的一種急切的心情,接下來這首詩強化而且印證了這種心情:

  我歌頌啊,五年計劃!

  我把這首詩獻給全世界的勞苦人民。

  我要用這首詩激勵他們,向他們招呼——

  為得守衛你們的祖國蘇聯,你們都準備好了么?

  【[德]培赫爾:《我歌頌五年計劃》,《紅色中華》1933年11月24日,第7版。培赫爾,無產階級詩人。】

  借助德國無產階級詩人培赫爾的詩,祖國蘇聯再一次得到認同,這從側面烘托了世界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心情,這不是改變了“無產階級沒有祖國”,而是在認同通過工業化建設強盛起來的蘇聯為祖國的前提下,烘托世界革命,烘托“全世界勞苦人民”團結起來保衛蘇聯,仍然是鮮明的無產階級國際立場。在此,民族國家立場讓位于國際立場,無論是中央蘇區的詩,還是世界其他國家無產階級詩人的詩,都分明指向這樣一種國際立場,這也是開頭列寧所講的國際主義立場。也就是說,斯大林并沒有從精神主旨上改變列寧的世界革命理論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沒有祖國”觀念,而是在加強蘇聯民族國家的前提下進行了政治權力滲透與影響,再生了“工人祖國是蘇聯”的政治性空間。

  除了上述新詩,蘇區各種文藝形式里那些明確的“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八一”紀念的口號》,《中央蘇區文藝叢書》編委會編:《中央蘇區文藝史料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頁。】等標語口號等也是對這種政治性空間構造的很好證明。總之,1931年底以后的中央蘇區受蘇聯影響,世界革命理論仍然繼續,但是“無產階級沒有祖國”已經置換成了“無產階級有祖國——蘇聯”,同時“祖國”正在成為中央蘇區新詩中建構的重要意象,這一想象的空間意象從側面烘托了蘇聯的意識形態色彩和權力滲透。

  三、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對抗性空間表述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是帶有意圖和目的被生產出來的,是一個產品,空間生產就如任何商品生產一樣,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產出來的”,而且毫無疑問,“階級斗爭介入了空間的生產”【高峰:《空間的社會意義:一種社會學的理論探討》,《江海學刊》2007年第2期,第45頁。】,這個解釋對于中央蘇區來說最合適不過了。作為俄式蘇維埃革命的試驗場,中央蘇區實踐了蘇俄革命的部分內容(而非全部,因為中心城市暴動在中國行不通,所以中國蘇維埃只能在農村開展,這和俄國有別;同時在建立紅軍方面,俄國是先全國暴動后建立紅軍,而中國則是先建立紅軍,而后試圖實現全國暴動成功;另外,蘇俄蘇維埃運動實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工人運動”【周平遠:《從蘇區文藝到延安文藝》,第5頁。】,而中國蘇維埃運動卻沾染了濃厚的農民氣質,雖然二者都有工農聯盟),并使中共帶有目的性的在中央蘇區這塊根據地上構建了自己的政治權力空間。

  在這種空間里,中共以農村作為根據地,以紅軍作為政治權力根基,以農民作為強大的后盾,承繼并夯實中共二大提出的“推翻帝國主義壓迫”主張,進而對中央蘇區不斷加強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宣傳,培養階級認同感。在蘇聯“世界革命”、“保衛蘇聯”等觀念的影響以及1929年到1933年國民黨依靠德、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不斷圍剿蘇區而中共“左”傾路線又在不斷重演的情況下,中共自然會將國民黨等同于帝國主義,進而將“反帝國主義國民黨”作為這種想象空間的核心精神主旨,并為此大加渲染,甚至在“東北少壯派軍閥張學良試圖占有中東鐵路事件”上也堅決支持蘇聯而不惜犧牲民族利益,猛烈抨擊國民黨,抨擊帝國主義,結果受到陳獨秀的批評。【[美]本杰明·史華慈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典藏版),第118、119頁。】不但如此,在“肅反”和“打AB團”中,中共也犯了嚴重的“左”傾,造成了很大的損失,這些行為的背后都有無產階級國際立場起作用,讓中共理所當然的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當成同伙,反帝就得反國民黨,反帝反國民黨就是保衛蘇聯、保衛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有關這一點,蘇區新詩中有鮮明的胎記:

  可是我們也要準備開赴前方,

  著上全副威武的武裝,

  去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

  把紅旗插在全中國的地面上,

  使我們勞動婦女得到徹底解放。

  【時英:《紀念“三八”》,《紅色中華》1933年3月3日,副刊(三八特刊),第1版。】

  帝國主義,國民黨狗,

  呸,殘酷的野蠻的惡獸!

  你們是屠殺工農的劊子手,

  【小雅:《不怕你,劊子手!》,《紅色中華》1933年5月14日,第4版。小雅,原名不詳,蘇區新詩詩人。】

  共產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我們是中國革命的唯一的領導者,

  我們是四萬萬人群中工農的總指揮。

  數萬萬民眾緊密的團結在我們周圍,

  全世界工人弟兄愿意做我們的前衛。

  那帝國主義國民黨——

  就是我們唯一的階級敵對!

  【愛倫:《先鋒隊》,《紅色中華》1933年7月2日,第4版。愛倫,原名不詳,蘇區新詩詩人。】

  在這三節詩中,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并列在一起,是因在當時國共對立的大背景下,中共受到了蘇聯反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把國民黨當成帝國主義的走狗、統治中國的代理人,當成資產階級性質的政府。但實際上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不能算作完全資產階級性質的政府,且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時候,蔣介石政府還是力主抗日的,因此,不應簡單將蔣介石直接歸入帝國主義行列。

  但從另一方面看,蔣介石在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方面,暗中和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和解,然后毅然和蘇聯斷交,間接促成國民大革命失敗,這一點讓中共付出了血的代價,再加上受到蘇聯反資本主義及“世界革命”理論的影響,中共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并列在一起便水到渠成。而且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臨近,世界革命的火焰逐漸高漲,這再一次加劇了中共的不安,尤其是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年輕的留蘇派中共中央逐漸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他們對蘇聯的盲目追隨,也造成了這種認識上的左傾。比如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時,對于蔡廷鍇、蔣光鼐為首的國民黨十九路軍的抗日,中共斥責其不過是“為了欺騙士兵和民眾”,是“沽名釣譽、圖利謀財”,甚至認為“國民黨及十九路軍的長官是帝國主義的清道夫”【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從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272頁。】,也就是說此時的中共是把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一起作為反對對象來看待的。

  其實,考慮到當時蔣介石對蘇區的瘋狂圍剿以及“攘外必先安內”的公開政策宣傳,中共高度緊張有其原因,這種緊張背后彰顯的是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對蘇區的武力滲透以及由此產生的中央蘇區想象空間中不安的氛圍,以致于蘇區進行空間再造時,統治者有意制造出更多的象征符號,來進行對人們精神的控制,進而破解這種不安的氛圍,更好鼓動民眾,而這種由象征符號所構成的空間無疑就是列斐伏爾所認為的“再現性空間”【張子凱:《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述評》,《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第11頁。】。

  何謂“再現性空間”?起初,在中共控制下,蘇區出現了由各種宣傳戰斗口號、蘇聯文化、馬列畫像以及俄式土地制度、商品買賣關系等所改造的蘇區建筑、設施、田地、合作社等構成的物化空間,耳濡目染之下,蘇區民眾對這些物化空間產生了各種想象和經驗,并且逐漸將一些實體的空間演變為腦海中的符號,比如看到馬克思列寧像,就會產生“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等表征性的符號,而這時再進行宣傳時,民眾就會自然投入其中,由人們受物化空間影響而產生的與之密切聯系的經驗與符號化空間就是所謂的“再現性空間”(其實,再現性空間仍然是空間表征,只不過和空間表征稍有不同,空間表征的想象范圍更大,它和物化空間的對應性沒有再現性空間和物化空間的對應性強),它無疑加強了中共在蘇區的意識形態領導。

  拿新詩來說,將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一同劃為敵人即是這種再現性空間下的產物,同樣,蘇區新詩中的語言暴力、歌謠對話及黑暗光明對立之圖景也多半產生于這種再現性空間:

  呵,數不清的一個個,

  在你們刀下滾著的人頭,

  你們的嘴一口又一口,

  喝著我們工農的鮮血,

  不眨眼兒不叫腥臭!

  【小雅:《不怕你,劊子手!》,《紅色中華》1933年5月14日,第4版。】

  永遠忘不了的紅軍勝利的故事:

  活捉張輝瓚割下了那狗頭,

  沿著贛江漂流到各個口岸;

  【許雷:《回南昌——中國工農紅軍成立六周年紀念》,《紅色中華》1933年8月1日,第6版。】

  “人頭”“鮮血”兩個意象穿梭在恐怖語言中成為蘇區詩人一方面反國民黨、另一方面贊美紅軍勝利的極端表達方式,血腥的畫面讓人毛骨悚然,不過“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和“活捉張輝瓚”“割下頭顱”【[美]哈里森·索爾茲伯里著,過家鼎等譯:《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5頁。】確實照應了當時發生過的歷史事實,再現性空間來自于當時的物化空間,針對性、再現感增強。

  與上述血腥、恐怖畫面相對的,蘇區新詩里的“紅旗”“赤焰”意象則代表光明:

  小同志,

  你們都是勞動的孩子。

  敲著琴鼓,擎著紅旗;

  大家走得腳步整齊;

  一面還吹著號聲達達啼。

  【明:《歡迎小同志——給全蘇區的共產兒童們》,《紅色中華》1933年4月2日,第4版。明,原名不詳,蘇區新詩詩人。】

  去喲!去喲!堅決的當紅軍去喲!

  一切都不要顧慮!

  前面展現輝煌奪目鐮刀斧頭式的紅旗。

  是代表工農勞苦群眾的標幟。

  【靄民:《快當紅軍去》,《紅星》1931年12月30日,第4期,第1版。靄民,原名不詳,蘇區新詩詩人。】

  這已經不是一小顆火星,

  一點子曙光,

  這是滿山遍野。

  勢如燎原,

  到處都是的赤焰!

  【思凡:《到處是赤焰——紀念今年的“五一”》,《紅色中華》1933年4月23日,副刊(紅中文藝副刊“五一”紀念專號),第1版。】

  第一節詩用一首兒童詩的形式贊美了革命后繼有人,里面的“紅旗”意象和第二節詩中的“紅旗”意象一樣都代表中共蘇維埃政權,代表革命的種子和工農群眾的理想;第三節詩用“赤焰”意象代表蘇維埃革命,代表中共政治權力的擴張,是人們對未來憧憬的一種經驗性想象,是對兒童活動、對參軍景象真實物化空間的再現,光明色彩一覽無余。由此看來,在中央蘇區的再現性空間里,詩人們用嚴格的黑白分明、正邪兩立的經驗想象之方式宣傳國民黨之反革命,歌頌蘇維埃革命和中共紅軍,其間伴隨著言語暴力,以及代表敵人殘暴屠殺工農的“鮮血”紅色意象和中共革命正義的“赤焰”紅色意象,雖然都是紅色符號系統,但意象所指卻截然不同,由此所造成的批判和歌頌的精神所指也就大相徑庭。通過這樣一種反差強烈的手法,蘇區想象空間里所強調的蘇維埃意識形態便有了附著,立場也就更加堅定,語言鮮活明白,散發著濃烈的階級斗爭氣息。

  “紅軍是工農自己人,

  幫助紅軍是千該萬該應;

  那就得先耕紅軍公田,

  優待紅軍家庭!”

  他和她的壯麗歌音,

  興奮了遠近彎著背兒的同志們,

  大家便同聲合唱一曲,

  “趕緊插秧,增加生產二成!”

  【思凡:《插秧曲》,《紅色中華》1933年4月29日,第4版。】

  你要知道:

  戰爭不取得勝利,

  終身要受苦惱——

  地主要來收回你的田地。

  【加倫:《莫逃跑》,《青年實話》1933年2月26日,第2卷第1版。加倫,原名彭加倫,紅二十二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科長。】

  以上兩節詩同樣是蘇區再現性空間在詩人文本中的投影,詩中對于耕作、土地關系等方面的描寫用看似輕松愉快的口吻實則勾勒出了中共背后艱難的蘇區開拓史和嚴肅的意識形態宣傳,同時,民眾對蘇維埃土地革命的認識也在中共營造的物化空間里上升為再現性空間,成為詩人頭腦中對“地主”“插秧”“紅軍”“田地”等具有總結性、經驗性的認識,并將人們抽象出來的感情色彩,變成人們耳熟能詳的山歌、口語形式,并借此警醒民眾:擁護紅軍才能贏得光明,否則會兩次跌入受敵人壓迫的黑暗之中。

  雖然于今天看來,這樣的詩歌寫作方式看似淺顯易懂,沒有多少藝術含量,但卻最能表達詩人的真情實感而且適合民眾的欣賞能力,在理論和實踐中取得了一致,避免了藝術和人認識水平的分離,可謂蘇區新詩具有自身特色的體現,這在后來的延安新詩中有更好的體現。

  結語

  通過以上研究不難發現,在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下,中央蘇區變得不再是單純物質的、靜止的地理區域,而變成了由蘇聯和中共主導的意識形態下的政治性空間,這空間充斥著“世界革命”理論下的大量物化意象,如紅旗、勛章、偉人像等等,同時又彌漫著諸如“祖國”“鮮血”“洪流”“插秧”等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色彩的精神性空間乃至和物化空間更具針對性的再現性空間,兩者在中央蘇區新詩中達到完美的結合。從1931年到1933年,伴隨著蘇聯經濟實力和斯大林政治權力的加強,“無產階級沒有祖國”觀念逐漸被置換成了“保衛無產階級唯一的祖國——蘇聯”觀念,隨之而來的,是對反蘇聯的一切帝國主義的敵視,這其中就包含著國民黨,在中央蘇區新詩中,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經常被關聯在一起,“反帝國主義國民黨”成為中央蘇區新詩的精神主旨,背后則夾雜著蘇區詩人堅定的無產階級國際立場,在所有涉及到蘇區和蘇聯的地方,光明撲面而來,而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著墨處,黑暗接踵而至,一正一反,明暗截然對立。

  結合空間理論和歷史背景,蘇區新詩的立場、精神主旨、意象等得到了很好的揭示,這些因素出現的原因也在這些空間中找到了答案,由此,中央蘇區的政治性空間在中央蘇區新詩中得到了新生式的體現和移植。相對比于同時期中國新詩陣營里的其他派別,諸如以戴望舒為代表的《現代》詩人群體,中央蘇區新詩以其特有的口號化的、帶有國際特色和斗爭性特征意象的政治性敘述而獨具一格,它和上海左聯的中國詩歌會遙相呼應,但比中國詩歌會更加政治化,而且軍事題材、生產題材、農村題材的意象明顯區分于上海左翼詩歌中的城市意象、革命浪漫意象和工人意象。隨著中共丟失蘇區逐漸退往陜北并在延安落腳后,這一特色將延續,只不過,由于毛澤東思想的崛起以及正確性的逐漸被證明,延安新詩將逐漸減少“無產階級祖國——蘇聯”這一觀念,減少國際化的蘇聯特色,而加強對本民族國家、中共政權及農村革命的歌頌與擁護,屆時延安新詩將容納蘇區詩人、左聯詩人乃至從國統區進入的自由派詩人(如卞之琳、何其芳等),而且將在延安整風運動之后以全新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出現,洋溢中共的意識形態色彩,建構著代表中共對民族解放命運關注的政治性空間。

  如此說來,作為體現中共在農村建立政權嘗試的中央蘇區新詩,其意義顯得尤為重要,對中央蘇區新詩的研究將對于我們洞悉中共蘇維埃歷史、探析蘇聯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之關系、比較延安在左翼時期與蘇區時期中共文化的異同大有裨益。

New Poetry in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maginary Political Space (1931-1933)

Geng Dianlong

  Abstract:With the help of Lefebvre's space theory to read the text of the new poem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from 1931 to 1933, we can see the firm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the proletariat held by the authors of the new poems in the Soviet Area smeared with the world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the concepts of "the proletariat has no motherland" and "supporting the Soviet Union". We c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Anti-imperialist Kuomintang" core theme in the new poem in the confrontational spac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us, we c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ages of "Motherland", "Red Flag", "Blood" in the new poetry texts, and the different spiritual meanings of Darkness and Light. On the contrary, the spirit and image created by the new poem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lso regenerated and strengthened the revolutionary color of the proletarian political space, which made the Soviet Area space have distinct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PC and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the Central Soviet Area; new poem; Imaginary Political Space; "Reproductive Space"; ideology; World revolution; "Workers' motherland"

標簽 - 中央蘇區,新詩,意象性政治空間,意識形態,世界革命
網站編輯 - 張芯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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